会议第二天，罗运生站在面板前，说了十几分钟关于电影的构想，开始激昂，最后几乎是偃旗息鼓，不相信自己说的那些玩意，灰头土脸走下台。众人沉默了片刻，女编剧出于友善，对其中男主晚上捡瓶盖的细节给予肯定，这也成了罗运生此后多年想起来就觉得羞耻的事情。人穷途末路的时候铤而走险，不惜触犯律条，用节俭的方式进行煽情，低级又失智。到了第三天，罗运生态度发生了转变，摸清了他们的性格后，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只把这当作没有意义的交谈，整个人不再唯诺，开始健谈，以成功艺术家谈到早年窘迫处境时的洒脱口吻自嘲——这些年，他确实靠那些艺术家的励志案例勉励自己。大家对罗运生的转变有些不适，脸色变得难看，话题越来越偏离主题，围绕着业内的八卦和晚上要不要吃火锅。
罗运生几乎不加思索就回绝了留下工作的机会，缺乏能力是一部分，想到后续要租房、动辄几个小时的通勤，都觉得没有必要在京城混迹。背井离乡，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何况当编剧也不是他的追求。罗运生想把自己塑造成文学青年，外在穿着和打扮也有意向其靠拢——长发、皮衣，但本质上，他伏在电脑前的姿态和祖辈们扛着锄头翻耕土地时的躬身没有任何区别。影视行业无疑是一块肥沃土地，只是他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他渴望去聊的是文学本身，就像他对于老马的尊重来自他过往的作品，他也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写了。罗运生觉得自己就像一块混杂着粪便和化肥的土地，在商业社会中扔在哪里都是碍眼的，但继续耕种下去，这块土壤生产出的文字也没多少价值。
罗运生忍受着孤独，笔耕不辍，挖掘自身，题材多集中在贫穷、无望、散漫、无序的青年人。那几年，罗运生过得不顺，一些事发生得太过突然，结婚，生子，父亲去世，生活拮据，退掉房子，回到农村。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被生活推着走，受自己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少。必须要忍受眼下的一切，罗运生对自己说。丈夫、父亲、儿子，他努力在这些角色中平衡。有天，罗运生在茅厕里，看着二十多年前建房时留下的几根木料上落满灰尘，缝隙间有张蜘蛛网，一只蜘蛛拖拽着挣扎的昆虫，在密麻麻的网上移动。半年多来，罗运生一次次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邮局问稿费，他对自己的期待越来越低，一些内心深处的劣根性冒出来，怨天尤人，自私，愤怒。女儿要定时去镇卫生所打疫苗。妻子抱着孩子坐在车兜里，罗运生开着电动三轮，驶过乡道，进入田野，从小到大无数次路过，熟悉的景象，几十年过去，变化的都是外在。
女儿在成长，学会翻身、说话、走路，这些是罗运生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他有些抬不起头，过去的同学在酒后总以成功人士的口吻，指导他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谁都可以对他指点。妇女主任找他写中国梦征文，奖品是锅碗瓢盆。罗运生作为异数，成了村民交头接耳的谈资。充耳不闻，是更好的选择。罗运生内心开始松动，虽然他照常坐在客厅的电脑前打字。白天过于吵闹，夜深人静时，他写作片刻，站在天井里抽烟，昂头望着夜空中暗淡的星辰，荣光始终没有落在他的肩上，或者永远都不会了。
年底，春节氛围渐浓，预想的稿费迟迟没有到来。从邮局回来的路上，罗运生看着路边停满的各类车辆，大小的肉摊前围满的人，认为自己应该丢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附近的工厂找份工作，靠他自己的文凭当个操作工，按时上下班，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这么一想，罗运生心中坦然不少，接受自己的平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他有时还会躲在屋里，构思脑海中尚未写出的小说，掂量自己能写成什么样。挣扎和苦闷，他用卡佛、赫拉巴尔来安抚自己的内心，担负起家庭重担，自我牺牲，写作不是一时的事，不需要计较眼下，融入工作中，也是体验生活，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书架蒙尘。罗运生度过了一个清贫却又轻松的春节，和亲人达成和解，一起展望未来平淡的生活，幸好外债不多，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