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通过镜子才能校正自己。他人也是镜子，从他人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他人身上，我看到了我身上所具有的善良，也看到了隐秘的黑暗和邪恶。我看到了他人的成长和死亡，也看到自己的成长和死亡。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他人，他人也是自己，这是基于人类隐秘的共性。成长时期貌似有很多条道路可走，但从死亡的终点回头，却发现道路只有一条。现实中，我们是从成长的方向沿着多条道路前行的，无论什么角色，我们皆有可能。
写完小说《锄禾》，一段时间内，我还是梦见童年时期的生产队。那里有众多的农民家庭，农民家庭有众多的孩子，我混在众多的孩子里，四处乱跑，打闹嬉戏，分不清我是他们还是他们是我，然而，美好和腐烂中，我们都在向着不可抑制的未来蜕变。
1983年的秋天，我离开家乡，去某边陲小镇读初中，生活状态从农村到小城镇化，一时孤单而迷茫。这年的冬天大雪纷飞，中国北方乡村的生产队体制和社员们的生活戛然而止。母亲来信说，生产队没了，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和一头牛，要自己种地，种自己家的地。这一年，我十三岁，对生产队的状态和集体生活，已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
1984年的秋天，曾经贫穷的生产队社员们，迎来了金色丰收。我们家多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年过除夕，我们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全国人民迎接除夕的新风俗。父亲对劳动力是渴望的，他看到了生活火红的前景。他希望子女越多越好，他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就富裕。他的腔调激昂。
土地承包到户，我的玩伴，他们或者他们的兄弟姐妹，忽然一夜间长大，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参与到承包后的劳动中。土地给与了多子多女家庭丰厚的回报，仿佛以前的土地脱胎换骨。在以后多次的寒暑假见面中，我的玩伴们体格和面貌发生了惊人变化。他们身高激增，身体健壮，肤色黝黑，红光满面。他们会育稻苗，会插秧种稻，会开小四轮车，两百斤的粮食袋子，用肩扛起健步如飞。相比之下，我苍白，瘦弱，矮小，忧伤。那些年月，我这个不会种地，异地求学读书的游子，心理和生理上充满了双重的自卑。
九十年代中期，我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再与儿时玩伴们聚会时，都已成家生子。他们不再意气风发，却几乎千篇一律地长出了刻板、小心、漠然的面孔。我与邻居一家的哥儿四个聚过一次，请他们喝酒。我与这哥儿四个从小就一起玩，他们曾是我童年成长性格养成的镜子。如今哥儿四个，老大离婚，在社会上行踪不定;老二懒滑，包出土地，打短工谋生;老三当兵后回来种田，年年辛苦，却年年亏损，不知是背运还是智商不够;老四混成个村治保，颇有些城府。席间我们很少谈论童年的快乐时光，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土地收成，是去南方打工。他们看我的脸色赔笑，多了某种恭敬与谦卑。事实上，种地的成本不断增高，他们一年的辛苦，并不如承包之初有殷实的收获。后来，他们似乎以酒量和深醉找回了某种快乐，我们重新称兄道弟起来。我喜欢他们拍我肩膀的氛围。醉话中，他们谈到了更多童年的细节，他们在酒精中回到了可触可摸的童年。
2010年回到故乡体验生活和写作，我已不惑之年。那些曾是生产队优秀的劳动力父辈们都老了，我童年的玩伴们，下一代也进城读了初中。细算生命旅程，故乡，这生我养我的土地，真正栖息的时间多算也就十五年。然而烙印，在骨头里打下的烙印，却终究抹不去。我开始动笔写些小说，写那些生命中抹不去的心理痕迹和印象。童年时期的生活像放电影，一幕幕浮现，我放任着情景，写了《黑猫》《夏天掉了块骨头》《草垛开朵睡莲花》《当雪煮沸了黑土》《乱颤的日光》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写作，让我真实地触及到了故乡的泥土。
《锄禾》那时只是些文字片断。我从一个孩童视角，写生产队在临近承包前发生的事情和印象，但感觉结构单薄，继而感觉小说内涵上也过于单一。我想到了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多家中多兄弟姐妹，呈现多个子女的家庭，呈现乡村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方式及性格变化的痕迹会更好。想法有了，但没能完成。它氤氲地弥漫在我的写作时光里。2018年的夏天，突然想起童年邻居的哥儿四个，便开始在电脑上重写这篇小说。很快就完成了。以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再次让他们回到了童年。这是他们，又不是他们。因为我在写小说，因为我在真诚地写小说。在《锄禾》中，我以一天的时光长度，以生产队的空间环境，以兄弟四人的一天经历，展示某些事件不可抑制的结束以及兄弟姐妹迥异性格的成长，暗示了他们潜在的命运可能性。
完成一系列童年视角和体验的小说，内心轻松了许多，因为释放的缘故吧!我开始正视我居住小镇的城市化进程，也正视现实魔幻般的变幻生活。表达的写作，是需要还情感欠债的。一生中的初始，也就是童年，对于大多数作家是绕不过去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作家的写作，为什么会处理童年生活经验：比如高尔基写过《童年》，普鲁斯特写过《追忆逝水年华》，他就是病弱的马赛尔。莫言则是《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儿。童年的体验是铸就“自性”的关键期。每个人的童年都是诗人。我们能感受到童年时光是慢的，因为童年体验世界动用了“通感”，童年的眼、耳、鼻、舌、身、意，即人的“六根”，都在调用，成就了自我的色、声、香、味、触、法，即人的“六境”。童年的观察体验成就了一个丰富细腻的“本我”。童年的体验是一种创造，主观上创造了丰富性的世界。
我的写作以诗歌为主，小说则是我絮叨时刻的产物。写诗时我直接对自己说话，或者说我直接用心对他人说话。在诗中你看到了我跳跃的心脏。在小说中，我隐藏起来，让他人来替我说话。蒙面人出现了，他更多是在讲故事。但小说是虚构吗?显然不是。我可以说，我在给你讲故事，我请他人在小说中给你讲故事，但我是心诚地在用文字对你说话。小说《锄禾》中，姐弟四个都是我的分身，如果多维空间成立，我则是他们的生命本身。
关于自我就是他者，拉康谈过有趣镜像阶段理论。他指出，婴儿第一次看见镜中自己的影像时，他会将镜子中的影像当做别人，也就是他者或者他人。本质上，婴儿是将自我当成了他者。随着婴儿的成长和认知加深，确定镜子里影像就是自己，他开始对自我有了认同。事实上，自我就是他者的集合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集合体。我们所学习的语言，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所习得的经验，我们所确立的思想，无不是来自于古往今来无数个他者。所以我冒昧地相信，所有的人，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众生。
基于这样的想法，小说家的写作就好解释了，他肯定是将自我化做众生，他释放着人性的红与黑，邪恶与善良，平凡与崇高，衰败与崛起，新生与死亡。也就是说，小说家是集人与野兽，天使与魔鬼，创造与毁灭，愚昧与智慧于一身的。
我不擅长将小说中的故事演绎得百转千回。小说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未有定论。小说或许是讲故事。从这角度来说，小说不是生活本身，它高于生活。可某种角度上看，小说却低于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庞杂，了无边际，充满无限变数。小说在讲故事时，要交待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事件发生、事件结局、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小说可能有结尾了，事实上生活还没有结束。生活本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众多涟漪交错，纠缠不清，永远混乱，无序，碎片化。所以，小说讲故事，是小说家的理想和一厢情愿。张伟劼在谈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时说，“对于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来说，情节不再是最诱人的部位了。现代人要想看一个精彩故事，与其捧书本，不如去看场电影，或是打开电视看法制节目。小说家努力要做的，是通过故事展开生活的种种可能。探索人的生存困境。主题的意义凸显，情节的背景暗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确越来越接近诗歌。”
好在我们看到了当代非虚构小说的实践，这不是小说向生活妥协，而是向生活本身致敬。然而，非虚构小说还是小说，是小说突围的一种策略。不管怎么样，突破了讲故事的套路小说会变得更宽广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卡夫雷拉·因凡特《三只忧伤的老虎》，都是一面小说可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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