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垃圾站扔完垃圾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在正常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必再惧惮谁。街区荒无人烟，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的。我们俩不说话，经过几个平时卖玩具、烤冷面的小摊，只剩下一辆辆破手推车和挂满雨珠的黑色苫布。还有几个土豆萝卜滚落在菜市场里，那也许是小贩急着逃跑时留下的。
到达十字路口时，我数着信号灯的秒数，没有注意到对面已经有人不顾路上稀疏行驶的汽车朝这边跑过来了。我看着她穿着拖鞋不要命地向我们这边跑过来，迅速反应出那是班里一个喜欢制造传言招惹是非的死八婆。我下意识推开了身边打伞的人，然而她应该没有注意我们，只是拎着一瓶酱油往不远处的居民楼跑去了。
我希望她能狠狠地摔一跤，我也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他一直把我送到单元门口，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慢慢爬上楼梯，我想大概也只能这样了。
日子平静地过去，我们仿佛已就这种形同陌路的交往方式形成了某种默契，除了偶尔在走廊上碰到时他还会多看我一眼。如果不是哪个同学不经意间提起他时的那种不屑口气令我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快要以为自己从来没和这个人做过朋友、一起放学回家了。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中旬大江就有开化的迹象，再过五六天江面已经开始跑冰排了。那些分裂的冰壳像是远古时期板块运动形成的陆地和岛屿，不时相互碰撞，发出格愣格愣的响声，日夜随江水奔往下游。迎春和连翘从萧条的枯枝上抽出嫩黄的花苞，蛰伏的虫子开始外出活动，而人也不例外。那伙小流氓去年冬天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现在他们又出现了，继续在学校周边制造恐吓与暴力。
我至今还记得四月末的那个傍晚我们是怎样对付那群孬种，从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下午的敬老活动结束以后，校车把我们撂在学校正门前面。想着距正常放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心存侥幸，决定抄近路回家。很快我便认出前面那个略微佝偻的背影，他应该也已有察觉。我刻意慢下来和他拉开距离没精打采地走着，忽然听见前面吆五喝六的声音，暗想大事不妙立刻转进旁边的胡同。他被拦下来要钱，我听得清清楚楚。遭人推搡了几下，他迫不得已拿出兜里的钱，那些人对他搜身后仍然不肯就此罢手，实在欺人太甚。我探出头，他们应该是将他围起来打量了一会儿，有人对其中的老大嘀咕了几句，那个纹着青龙白虎的胖子就说要兄弟们好好替他死去的妈教训一下这个坏种。正在这时，我看到边上几个人纷纷后退几步，他像头狮子一样被激怒了，两只眼球向外凸着，朝对面那个用木棍指着他鼻子的人声嘶力竭地大吼，然后张开握紧的双拳攥住那根罐头瓶口粗的木棍将对方抵向学校后操场外面围墙的一角。我先是看见其他混混都吓傻了，然后紧接着拳脚和棍棒劈头盖脸向他砸去，但他仍然死命地怼着棍子，仿佛要把它插进墙里。另一头的可怜虫像是被钉在泡沫板上的蝴蝶标本痛苦地挣扎着，试图将木棍从自己的肚子上移开。
两三分钟以后，倒霉蛋的眼白已经开始上翻，而罗飞也被打得没劲儿了，那些人岂会善罢甘休。我终于下定决心，放下书包，提起沙堆边捡来的砖头，走过去，抡在一个人脑袋上，又砸到另一个的脚上。大家都停下来注视着我。罗飞吃惊而感激地瞅着我，我们俩对视一眼，随后再次加入混战。又过了两分钟，我们快要支持不住了，幸好警车已经“呜呜”地往这边开过来，那些人落荒而逃。
罗飞在社区派出所里一直坐到天黑，并不配合民警的询问，始终低头玩弄着脏兮兮的手指。我说我的书包还在墙外的沙堆上，戴眼镜的民警就去给我取书包，另外一个提着墙边的粉色暖壶往玻璃瓶子里倒水。我想起马上要竞选班干部了，在手心里一遍遍画起了正字。我画够了四十七票，抬头看看对面的罗飞，他无所谓地看了看我，又低头玩起了手指。眼镜不一会儿就把我的书包拿回来了，他们分别在桌子两边坐下来，把脚支了上去，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聊天，也不顾及我们。
现在这帮孩子啊——咱大人真是管不了。
怎么着?
不说今天，上周六我去我妈家，在楼底下看见俩孩子把条怀孕的母狗踢得嗷嗷叫，我妈说那狗都快要生了，大人也不管管，真是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