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豫南这片媲美江南的土地上，曾经一夜间群英荟萃，泰斗云集，他们从高堂之上，落地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历经了一段磨难但不失悲壮的人生。他们的名字至今依然神圣，幸运的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让他们的生活足迹与我童年启蒙的轨迹交织在了一起。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童眼窥见，已铭刻心骨。如今我也进入了花甲，阅尽千帆，归来自悟，经过慎重思考，我提笔写出了这篇自传体散文《记忆并不遥远》，历史可以明鉴，如若这段故事对你有所启发，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前言
一
大别山，横亘于祖国中部，山脉东西绵延，构成了中国南北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在山的北麓，自西东望，可见群山趋缓，渐变为丘，最后舒展成了造福一方的大平原。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下旬，这片在历史长河中几无被人关注的地方，曾经一时间，精英荟萃，泰斗云集，他们一夜间从高堂之上，落地为民，和千百年来的衣食者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始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农耕生活。他们的名字，在近60年后的今天依然神圣：胡耀邦、陈正人、项南、罗干、胡启立、汪道涵等等;与此同时，一大批驰名中外的学界名流，和他们一起聚合，像繁星一样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身份都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这就是“信阳五七干校”。
那年，我不满十岁，历史的机缘与巧合，让他们的人生足迹与我童年启蒙的轨迹交织在了一起。数年间的邻里相伴，管窥蛙见，在我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记忆，就像茫茫冰原在融化中形成的一座座冰山，冰山脚下是无声离去的流水，而那不忍消亡的冰峰，则会突兀的成为永恒。
前些日子，秋后寒流南下，我窝在家中，无意中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书，书面一打开，当事人所叙述的幕幕往事，将我一下子拉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一波波喧闹浮华的流离，一个个笑中有泪的故事，都在重复着我当年见惯了的场景，我甚至能透过字里行间遥听到那南腔北调的人语，嗅闻出那牛棚里散发出的幽幽草香。
夜深人静，我边读边思，近六十年前那一段悲与喜，苦与乐，且不失悲壮的幕幕往事，使我夜不能寐，浮想联翩。
与书中主人不同的是，他们是亲历者，而我是童眼窥见。
故事，要从坐落在淮河流域的一个农场说起。
信阳市东行数十公里，在淮河南岸散落着一片国营农场，时称“国营五一劳改农场”。1957年，河南省公安厅为加强监狱管理，在全省选拔人员，进入农场担任监管工作，我父亲由此从豫北调入，成为一名司法管教干部。
五一农场的组织架构是：总场为组织领导机关，下设分场，分场下设中队。五一农场地域较大，以分场为管理单元片区，分布在信阳、罗山、息县等地界上，是独立于地方的省辖单位。我父亲调入后，在总场熟悉了一段工作，就被派往一分场担任中队长职务。两年后，母亲怀抱着我兄弟二人也由豫北迁往安家。
那时农场(监狱)的监管是松散的，没有戒备森严之说，犯人们类似于半军事化管理，主要从事于大田农业生产。他们日出排队出工，一干人马往往只有一名管教跟随，或由一个标兵犯人带队;日落收工，院前列队点名，然后把吱呀作响的大木门横插一锁，即可相安无事。
农场建筑基本上是格式化的，首先，一个类似于大四合院的平房，里面排列着用土坯砌成的大通铺，是犯人们日常作息的场所。大院外面，一排排砖瓦结构的平房，则是办公室、仓库和干部家属的居所。
经过几年的磨合，除了干部们一本正经的面孔外，农场家属与劳改犯们少有隔阂，天天与他们裹在一起下田劳动，除了装扮着装和言谈举止外，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大的区别。甚至我们小孩子晚上玩累了，就直接睡在犯人们的床铺上，而父母见孩子天晚不归，寻至于此，犹见小崽子呼呼大睡，也就不理不睬转身自顾离去。
中队里的犯人鱼龙混杂，除了一般的刑事犯罪人员外，还有不少国统时期的旧军人，以及社会背景较为复杂的旧职人员和社会上没落的三教九流，印象中很多人的文化程度比管教干部要高许多。
童年因为好奇，好奇会印在脑子里，所以有些特殊记忆会久久不忘。
记得一个秋获的季节，夕阳渐落，一个中年犯人赶着马车，拉着我们一干家属回场，途中他妙语连珠，一路引来阵阵欢声笑语。突然间，遥见一架上下两个翅膀的老式飞机由西往东飞过，大家抬头仰望。无意中我瞥了一眼，只见他骤然止笑，眼神掠过一丝忧郁，死死盯着飞机直到天边消失。随后，任凭众人喧哗，他则默然不语，好半天，只见他深叹一口气：“唉!天一擦黑，就到南京了!”多少年来我心存有惑，不知是他想家了，还是触动了往日的高光时刻。
使我感到新奇的是，犯人中潜有不少身怀绝技者，一些平时看来谨小慎微缩首畏尾的犯人，一旦原形外显，则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业务高手。记得六十年代初，农场为实现自给自足，开始组建诸如医疗、制衣、机械和铁匠木工类机构时，一声吆喝，牛鬼蛇神们纷纷登场，竟一夜间配齐了所有专业人员，使得一个半封闭的农场具有了较完善的社会功能。我还记得，当年大唱样板戏时，这数百人的劳改犯们，竟自己鼓捣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两出全幕大戏来。其锣鼓家什，戏景服装，说拉弹唱、文武小生都是自办自演的。饭后油灯初亮之时，台下即紧锣密鼓，琴箫共鸣，台上则文武打斗，唱腔绕梁，一时间，引得周边数十里的四邻百姓，夜夜将院里院外围了个水泄不通，着实让这个穷乡僻壤热闹了一阵子。
谈及这些事，并不意味高品这些犯人，而是重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监管现象。事实上，当时的犯人也有诸多不安分者，逃跑、斗殴以及恶意报复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在当时那特定的环境下，这只是偶发事件。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户籍盘查，尤其是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众志成城，即使这些人逃出去也很难有立足之地。再加上优者减刑，劣者加罚的铁律，不管其内心善恶莫测，但大多犯人在表面上是着重积极表现的。尽管这种监管现象不能一隅概全，但确实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记得一个夜黑风高的深夜，干部家属区的厨房着火，听到有人呼叫，院内犯人们等不及开门，竟众人合力推倒大门，奋不顾身上前灭火，那舍身冲前不怕死的劲头至今历历在目。火被扑灭后，中队点名，竟然一人不少。
人若熟稔，自然也会产生怜心。
由于条件限制，有些监房与家属住房都是混列的，记得我家隔壁就是禁闭室。有一次外面很冷，邻里小孩子聚在家里玩耍，陡然间，禁闭室传来了一个犯人的哭声，小孩子们无知，随之嗷嗷模仿。我母亲当时在埋头缝衣，听到哭声，唉声自语：“人到这份上，也真的是可怜!”说完，从锅台上拿起一个馒头，用眼神向我示意一下，我自心知肚明，瞅着门前无人，就溜到禁闭室前，翘起脚尖，用刚够得着的小手将馒头塞进门上的小方口里。
时光荏苒，岁月无声，就是这样，我和一群孩子在农场特殊的环境中，用懵懂纯净的眼睛默默领悟着这个世界，无拘无束的在田野上奔跑着成长着。
二
时至1968年初，那场政治大运动也冲击着这偏僻的一隅，先是农场自办的学校停了课，后又发现父母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意气风发，而是经常忧郁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再后来，又发现邻里大妈们经常在一起抹眼泪。小孩对大人情绪是敏感的，但往往又不愿多问，内心的善良使他们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
终于有一天，一则消息传来：农场要解散了，犯人们就地释放，干部家属哪来哪去。
一时间，农场员工愁云遍布，忧心忡忡，家属们开始默默整理家当，父辈们则忙于外出联络出路，一切管教活动陷于了停顿。
我记得，犯人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无声消失了，至最后，就剩下一些死活不愿走的。这也不难理解，在农场从事劳作，和回家干农活没有差别，在这里人人有污点，乌鸦不说猪黑，大哥不笑二哥，政治上也就没了歧视。并且，在农场衣食无忧，生活设施齐全，生活质量还高于周边农村。于是，就出现了犯人被遣散后又自动返回现象，但遣散是具有强制性的，大幕最终落下，曲散剧终。
随之，我体验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离别之痛。
犯人们被遣散后，小伙伴们开始随父母一波波的远去，每走一家，心灵都要经历一场爱别离苦，眼泪都要抹的一塌糊涂。一家，两家，三家……在无声的伤感中，曾经人欢马叫的农场，渐渐沉寂下来，最后，空荡荡的场院，只剩下了我们孤独的一家。
在寂寞闹心的等待中，有一天忽然接到组织通知，俺老刘家不再调离，就地安置。上级解释，新的单位就要到来，因不熟悉当地社情以及生产经营状况，需要有一个主管人员担任业务指导。
没过多久，没有任何征兆地来了几辆卡车，拉来了一纵人马。几个负责人下车后，在场院查看一番，然后一人一铺的将人安排在了原先犯人们睡过的土坯床铺上，而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和一些女同志则住进了家属区的平房里。
我无声观察着，发现这些人多为中年，特别是有不少戴眼镜的，其穿戴整洁，举止娴雅洒脱，这让自小与粗犷农耕者为伍的我甚为刮目。同时，在他们卸下的物质上，可见写有省革委、省政协、农科院之类的大字，我思索良久不知其意。晚上父亲回家，我问起此类何方神圣，父亲解惑：他们都是省里下来的干部，咱这不叫“劳改农场”了，今后叫“五七干校”。
干校简陋的条件似乎超出了这些人的想象，其中的几个负责人在原先的家属区转悠了几圈，也没选出一个满意房间。无奈，他们走到我家门前询问：“你们这里的房间怎么都是黑咕隆咚的”?我母亲答道：“这里原先人多房少，每家都是做饭睡觉一个屋，常年火烧火燎熏的”。那负责人听后摇了摇头，无声离去。后来，他们选定我家隔壁，抱来了一大堆报纸，从顶往底糊了个遍，然后三人一间的住了进来。
自他们搬进后，几排平房又焕发出了活力，门前你来我往，人声应和，渐渐热闹起来。而来的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直呼其名，或老李小赵的加以区别，对外则统称“学员”。
农场时，家里是没有钟表的，自新邻居搬进后，看到他们许多人都戴手表，因此也慢慢的有了时间感，这倒不是因为我时常看他们的手表，而是顺应了他们的作息规律。例如，每天早上听到他们集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时，我就知道该起床了。每当远远看到他们排队收工，我就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他们安顿后，在我父亲的指导下，熟悉农场地界，了解牲畜习性，掌握农具使用方式等等，由此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记忆犹新的有三件事。
在农场东北面，是一座存有数十头牛马的饲养场。在劳改时，犯人们为便于识别，给每头牲畜都取了名字，如“胖墩”“大憨”“倔头”之类，这些东西也有灵性，时间长了，每当饲养员一喊，它们就有反应。而干校学员不会这些，于是就给每个牲口编号，然后用白漆把编号写在牛马的屁股上，远远看去倒也容易辨识。
还记得我们前排平房，住着一个口才很好的精瘦叔叔，每天晚饭后，他喜欢搬个小凳子来我家串门，而唠嗑的主题是大讲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并信誓旦旦的说：“这里不久就要架设高压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后进城办事，都会有小汽车往来接送……”我望着周边黑漆漆的夜晚和眼前扑闪闪的马灯(那时农场还没通电)，边听边思，心里虽然存疑，但倒也听得浮想联翩，脑海里对未来充满了光明的憧憬。
一切都在变化，变化之中，我也收获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学问。
那天，住在平房西邻的一个叔叔，据说是农业专家什么的，见我无学可上整天游荡，就对我爸爸说：“小孩子荒废学业实在可惜，要不然我教他打算盘吧。”我爸当然同意，于是，每天晚上，我都会准时到他房间，先背口诀，然后一进一，二进二，三下五除二的练习起来。单一的学习进步很快，没有多久，我就噼里啪啦把算盘珠子打的行云流水，这把文化不高的父母看的眼花缭乱，喜得合不拢嘴。
朝来暮去，流年似水，然而，当我新奇之心还没品过味来，感觉也就是一夜间，这支队伍像来时一样，毫无征兆的消失了。
他们走后，农场又归于寂静。
然而，当我还没从又一次陷入孤独苦闷中回过神来，忽然一个夜晚，已经睡下的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只见外面灯火通明，一片发动机声响彻夜空。我连忙跑到门外，只见一连串的车灯将整个农场照的犹如白昼，许多人操着好听的普通话，正在忙碌着卸东西。新奇间，我见父亲正对着几个人指手画脚，就连忙趋前询问，父亲则指着身边人说，“这都是从北京来的叔叔，要在咱这安家了”。
我知道，此地又要换新人了。
新来的人马名称好像各说不一，有人说是一机部的，有人说是八机部，还有人说他是邮电部的等等，孩童弄不懂这些，就统称他们是北京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