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外
我居住的小区，位于西安市的城北，尽管这里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被众多开发商抢滩登陆，但至少在目前，它还属于人们所说的城乡结合部。小区缩进一条小巷里，这个长达200多米的窄窄的小巷，把小区和一条名为未央大道的大街连接起来。每天早晨，当我从小巷里走出来，准备乘公交车去上班的时候，却总发现巷口被堵塞得严严实实，几乎达到了水泄不通的程度。外边的车进不来，里面的车开不出去，车与人混杂着，拥挤不堪。心烦气躁的司机使劲按着喇叭，喇叭声和叫喊声交织着，响成一片。那些站在巷口的人，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对喇叭声和叫骂声置若罔闻，没有丝毫反应。他们该木然地站着还木然地站着，该与雇主讨价还价还在讨价还价，该围在一起争论什么还在争论什么。
我不止一次听到小区的人聚在一起议论，说这些人简直烦死人了，总得想个办法治治他们;于是，有人给城管打电话，有人给电视台打电话。城管来了，那些人都抱头鼠窜;没顾得上跑的，顶多挨几脚或几拳，或者干活的工具被城管人员没收。城管也有自己的牢骚。他们说管理他们，也罚不到什么款，纯粹是白出力;偶尔拧住某一位的耳朵，那位被拧得疼得受不了的家伙同意接受罚款，但掏出的都是毛毛草草的小面额纸币;搜遍他们的全身，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钱，更寻不到什么值钱的物。城管提起他们，自然是一肚子的怨气。电视台频繁地来，对着他们摄像;但摄像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乎，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照就照吧，爱照多长时间就照多长时间。电视台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区政府很没面子;区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在马路的另一边建一个室内劳务市场;简易的劳务市场很快就搭建成了，但建和没建一个样，劳务市场里空空荡荡，马路上依然人山人海。若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市场里，他们的回答振振有辞：进市场，每天还要交两元钱!两元钱不是小数目，是他们两夜的住宿费，是他们的一顿饭钱;他们有时候一天推光头，还挣不到两元钱呢!再说了，雇主找人干活，一般都是看见谁就叫谁，每个人都希望站在让雇主容易发现的地方;如果其他人都站门口或门外，你却老老实实地呆在劳务市场里，那不是等死吗?来这里就是干活来了，又不是享受来了!要享受，呆在家里比呆在劳务市场里还要舒服。呆在劳务市场里的人多傻啊，那可不是脑子被电击了?
堵塞小巷的是农民工。他们足足有数百人之多，每天早上，他们都要站立在这儿，等待雇主的挑选。他们有的手拎钢钎，有的肩扛铁锤，有的举一个写有“刷涂料”或“焊工”的纸牌子，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他们乱哄哄地聚集在那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同海浪一般朝某一个方向汹涌而去。一个雇主的到来，会搅动所有在场的人，他们纷纷拥了过去，希望那个雇主能把自己挑选上。经常见到的场景是，雇主挤在数不清的人中间，大汗淋漓，宛若被绑架一般。你喊我嚷，你拽我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有限的去干活的人之间，不希望自己被落下。不知有多少次，我站在一旁观看，看到的场景是，雇主挑选了三个人，但当雇主冲破重围，领着那三个人朝他开来的那辆工具车走去的时候，他的身后，至少磕磕绊绊地跟来三四十人;尾随者不甘心自己被淘汰，不愿意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有活可干的机会。雇主叫自己挑选的三个人上工具车，其结果呢，空荡荡的工具车厢里立刻就会站满了人;车帮上还有垂吊着不少人，他们在努力地往车厢里面攀爬着。工具车没法开动了，雇主对这种景象也显得手足无措，有耐心的雇主采用规劝的方式，但这种办法常常无效，而且还得耗费大量的时间;脾气暴躁的雇主先是大声地训斥和喊骂，如果训斥和喊骂不起作用，他们就干脆使用起了暴力。我亲眼看到，有雇主手操木棍或铁棒，朝站在车厢里的人一阵乱打;每一次棍棒落下，都伴随着几声惨叫。疼得受不了的人，四散逃命，纷纷从车厢里跳了下来;个别人的额头上还挂了彩，殷红的血一绺一绺地从面颊上淌了下来。
朝北走，随处可见马路边三五成群的农民工;他们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聚在一起，彼此相距四五十米。他们多数人都无事可干，个别人坐在地上玩扑克。他们对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非常关注，时不时地要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翘首张望。如果有一辆运沙车从远处开来，站在马路边的，坐在马路边的，或者聚在马路边打牌的，都乱糟糟地朝马路的中央冲去;他们一边跑一边挥舞双臂，朝运沙车大喊大叫：停下——!停下——!
运沙车有的真停了下来;停下来的运沙车并不见得每辆都能让他们高兴。有的司机吆喝他们上车，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于是，就急不可待地爬了上去;当然，在谁上车谁不上车的问题上，免不了一番争吵甚至打斗;有的司机停下车，冲着他们劈头盖脑地一顿臭骂，然后发动车扬长而去。更多的司机则对他们的喊声置若罔闻，从他们面前呼啸而去，制造出一个个惊险的场面，让旁观者能吓出一身冷汗来。但他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对自己身旁的危险仿佛没有任何察觉。
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询问过他们，因此，也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会对运沙车这么热情。他们站在路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大呼小叫地舞动着手臂，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揽到出沙子的活。出一车沙子15元，如果爬上车的人是三个，出完那车沙子，每个人可以分到五块钱;如果爬上车的是五个人，每个人所分到的，不过是三块钱。没有人希望爬上车的人多，他们恨不能这一车沙子全部交给自己出，但那是不大可能的。每当一辆车停下来，就会有数不清的人往运沙车跟前跑;这时，爬上车厢的人就会猛烈敲击驾驶室的棚顶，敦促司机快快把车启动，免得更多的人来分一杯羹。
有一个深夜，我去接一个外地来的朋友。那是冬季，www.xinwenju.com刺骨的寒风呜呜地刮着，冷得人瑟瑟发抖。我走去小巷，巷口已经没有了人影;没有人的小巷口是那么的空旷和冷寂，反而让人有点儿不适应，陡增一种内心的颤栗和恐惧。往前走，我忽然就发现了路灯底下游荡的身影，他们人数不少，很散漫的样子。有的三三两两地走动着，以抵御无法忍受的寒冷;有的坐在地上，头倚着电线杆仿佛进入了梦乡，发出响亮的鼾声。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不睡觉?难道我遇到拦路抢劫的歹徒了?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突然一辆运沙车开了过来，那些游荡的人，那些小憩的人，都仿佛听到了冲锋的号角，都跃身而起，朝运沙车奔去。
白师傅
白师傅是我一眼就相中的。
装修房子，免不了要雇佣一些农民工，于是我就到小区外面的马路上去找。和所有的雇主一样，我也被农民工们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七嘴八舌地叫嚷着，每个人都希望我能把他带走。但我对其他人急切的表情视而不见，只选择了站在最前面的白师傅。白师傅在一群蓬头垢面的人中间，显得有点儿特别：他年龄明显偏大，大概有55岁左右;更令人称奇的是，其他农民工都骨瘦如柴、面目憔悴，他却是那么的白白胖胖;衣着虽然陈旧，但还算干净，没有太多的尘土和污渍;还有，在大伙儿都在争先恐后喊叫，甚至不惜拽我衣裳、摇我肩膀的时候，白师傅却无动于衷;他尽管站在距我最近的地方，却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只是站在那儿，憨憨地笑着，仿佛一位观看热闹的局外人。
那些落选的农民工们看到白师傅被选中，个个脸上洋溢着怪怪的笑，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我当时的理解是，他们的异常反应缘于他们的嫉妒。
我领着白师傅从长长的巷道往里走，没走几步，白师傅就和我搞起了价钱。我说干一天20元，白师傅说25;我说20，白师傅说25。交锋了数个回合，我做出了妥协，答应干完活，给他25块钱。然而，白师傅并没有因此满足，当我们从一家餐馆门口路过时，白师傅大概受到餐馆飘出的香味的引诱，他提出中午得给他管一顿饭;别的饭吃了没劲，最好是拉条子炒面。这回我答应得比较爽快，我说没问题。
我把白师傅介绍给我的姨哥，姨哥瞅了他一眼，当时就有点儿不屑。姨哥是个泥瓦匠，技术很好。我请他来帮忙，他提出得给他找一个帮手，于是我才去马路上雇佣农民工的，姨哥冲着我说：那么多人，你千挑万选就领回了个他?你也不看看，他哪里像个干活的，身上的肉棉花包似的，蓬蓬松松，倒像个教书先生。我对姨哥说：人不可貌相，用了才知道是骡子是马。
其实，我也不那么傻。我知道雇佣干活的，得挑选年轻的，有力气的，但我有我的私心杂念。社会那么乱，而农民工犯罪率那么高，我不想带不明底细的陌生人到自己家里来;也就是说，我不想因为装修，而给自己的生活留下某种隐患。相对而言，年龄大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牢靠安全一些。
姨哥和白师傅所要干的活，就是在主卧室的毛地上，抹一层水泥;水泥地要光洁平整，为将来铺设木地板做前期准备。我给姨哥交代完有关事项，就去单位上班;还没到单位，就接到了姨哥打来的电话。姨哥的口气很不好，他显然是在告白师傅的状。他说白师傅竟然拎不动半袋沙子;拎不动不说，叫他往口袋里装沙子，他也好半天都装不满一袋沙子;叫来帮忙的，就是让他运沙子的，而今，沙子扛也扛不动，装也装不满，还要他干什么?姨哥的意思归结一句话，就是让我换了白师傅，另叫一个人来。我在电话里对姨哥说，让他忍一忍，凑合一下算了。姨哥颇为生气，诘问我什么叫凑合?拖了工期谁负责?没有一个得力的帮手，靠他一个人，赶天黑无论如何都是干不完的;而他，还要赶最末一趟班车，回老家去呢;老家有活在等着他，他不能吊死在我这个小活上。我说好好好，我马上回来。
等我回到装修的场所时，白师傅已经被姨哥解雇。姨哥一个人既扛沙子，又抱水泥。干得大汗淋漓。而白师傅呢，却像没事似的。一个人蹴在墙角抽烟;那劣质纸烟噙在嘴角，浓浓的烟雾一股一股从口里喷出来。白师傅看见我，表情有点儿不自然，有点儿惊恐，又有点儿歉意，仿佛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正在等待着我的惩罚和宽恕。我本来是有点儿生气的，但看到他一个50多岁的人了，还表现得如此诚惶诚恐，恻隐之心立刻勃发。白师傅不像奸诈的人，他扛不动沙袋好像也不是偷懒，那他到底怎么啦?我想，我有必要弄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递给白师傅一根稍稍好一点的烟，他接烟的手在颤抖。他把我递的烟，夹在耳根上，然后就冲着我傻傻地笑。我问他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白师傅点了点头。我问怎么了?白师傅眼里蒙上一层灰暗的光，脸色忽然之间就变得凄楚。我问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不去看看呢?白师傅没有说话，但却把手伸进怀里，在衣服里抓挠了许久，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病历本，递给我，让我看。病历本已经破烂不堪，宛若千层饼似的。我打开它一看，几乎惊呆了。病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肾功能衰竭!更可怕的是，病症名称后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有两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宇：“晚期”。病历上的日期和我看到病历的日期，相距有九个月了;九个月前，白师傅已经是晚期了，而现在则比晚期还要晚期了。我把病历还给白师傅，突然感觉自己眼前的这个大活人渐渐消失，浮现在面前的是一盏被烈风即将吹灭的残烛，一棵将要被拦腰锯断的枯树，甚至，就是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具不肯瞑目的骷髅。我忍不住头皮发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白师傅已经收拾了行囊，准备离去;我追上他，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这么重的病，应该躺在医院才对，怎么这样不要命，竟然还要外出打工，难道钱比命更重要?白师傅瞪了我一眼，脸上呈现出难以言表的苦笑。我掏出一百元钱，塞到他的手里，他先是愣住了;接着，他又要把钱还给我，说他什么也没干，拿这么多的钱不合适;况且，他在答应我来干活的时候已经骗了我;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但还是装出能干的样子。我把白师傅递过来的钱强行塞入他的口袋，说你装上看病用吧!白师傅不再推让，但一个50多岁的大男人，此时竟然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出了声。
“飞翔”
“飞翔”是一个人的绰号。给人起绰号，常常带有戏谑的成分，因此是怎么低俗就怎么起，但“飞翔”这个绰号却很例外，它不但不粗俗，而且还那么饱含诗意。“飞翔”是个农民工，但他还是个诗人，与他在一起干活的伙计们，把他之所以被大家称作“飞翔”的原因告诉了我，让我对眼前这个干着繁重体力活的小伙子刮目相看。“飞翔”高中毕业后就立志做一个诗人，于是他白天埋头在田地里干活，夜晚则趴在锈黄的灯光下面疯狂地写诗。这样的日子坚守了十多年，但都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宛若星光一般在诗坛上熠熠闪烁。还好，他还发表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飞翔》。《飞翔》发表在一家企业的内刊上，但“飞翔”却视它为宝贝，经常把那本刊物装在身上，时不时地拿出来自我欣赏。与他一起打工的工友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大家你抢我夺，争相传阅。于是所有人都知道“飞翔”是个诗人，“飞翔”也就成了他的外号。
我与“飞翔”见面是在我家的门口。“飞翔”和他的两位工友打探到我家正在搞装修，于是他们就找上门来，询问需不需要土工。我说需要，于是他们就随我进了家门。他们的任务是把原有的水泥地面砸掉，然后把土渣运到楼房外面。三个人干得非常卖力，很快就讨得装修师傅的满意，也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令人颇感奇怪的是，“飞翔”与他的两位工友迥然不同，他的两位工友很随和，不时还幽默几句，但他却是不苟言笑。他的面色很冷，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他只是埋头干活，汗水如同蚯蚓一般，在他黑黑的额头上、脖颈上、面颊上蠕动着，画出一道道的白线。你与他搭话，他要么是用鼻腔回答你，要么喉管里蹦出一个“是”或“行”来。他的衣着很粗糙，弯腰干活，半个脊背就裸露在外面。当我的热情没有得到基本回应的时候，我自然不会对“飞翔”有太多的好感。此时，我对“飞翔”还是一无所知，并不知道他是个诗人;我心里挺疑惑：这个小伙子脾气这么古怪，他怎么在社会上闯荡呀?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打了电话，餐馆里送来了饭。就在大家围着桌子一同就餐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相互戏谑中，知道了“飞翔”的大致情况。吃完饭后，我就提出想读读“飞翔”的诗。“飞翔”此时已经知道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于是很爽快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本内刊。在长期的磨损中，这本某市电力公司主办的名叫《电苑》的杂志已经皱皱巴巴，一打开，里面至少有三四页掉了出来。在某一页的右下角，我找到了那首名为《飞翔》的诗，署名李毛毛。李毛毛无疑就是我眼前这个诗人的真实姓名了。《飞翔》是一首短诗，不过十二行，但里面的两句话还是给我留下了至今都磨灭不了的记忆：虽然被砍掉了翅膀/但没有一天不向往飞翔!
被砍掉了翅膀?谁砍掉了“飞翔”的翅膀，让他变成了农民工中的一员?我询问“飞翔”，得到的依然是他的沉默不语，倒是他的工友回答了我的问题：贫穷嘛!
贫穷?“飞翔”到底有多穷?我的疑问带出了“飞翔”同村工友断断续续的讲述，从他们的讲述里，我寻觅到了“飞翔”生存状况的蛛丝马迹，也窥探到一个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抗争的艰辛。“飞翔”的妻子得了肺气肿，前年去世了，家里留下了一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姐姐，还有三个高高低低的女儿。“飞翔”在外谋生，14岁的大女儿早已辍学，在家里操持家务。“飞翔”在外打工很不安心，隔三差五就要回家看一次，免得家里出什么大事。别人打工，都希望经常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会给人以温暖;但“飞翔”却不同，最害怕有电话找他;凡家里来的电话，都让他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接电话的手直颤抖，嘴巴结巴得不能言语。家里的电话如同乌鸦一样，报来的永远是忧愁，甚至是晴天霹雳的灾难，“飞翔”在这样的熬煎中度日，自然不能如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飞翔”了。他宛若一只觅食的鸡，只能在尘泥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从工友给我的描述中，我认为我已经读懂了“飞翔”;甚至，我都不忍心再叫他“飞翔”这个绰号了。在我看来，这个绰号简直就是一个没法愈合的伤疤，每叫一次，就好像拿着尖刀在伤疤上戳一下;被戳的伤疤鲜血淋漓，让人不忍目睹。
我能为“飞翔”做什么呢?帮助他发表再多的诗歌，都不能解决他面临的真正的困境;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位报社的记者朋友，希望他能把“飞翔”采访一下，看能不能唤起公众的爱心，给“飞翔”以实实在在的援助。我知道，“飞翔”若想真的飞起来，就必须摘除掉压在他身上的重物;而要摘除这些重物，靠他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办到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飞翔”对我的好意根本不领情。他拒绝了我，倒使我显得无比尴尬。我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自己陷入了没有头绪的迷茫之中。
猫娃
猫娃是被自己的父亲领到我家里的。我想请一位农民工帮我把装修后的余料搬出去，就在马路边叫来了猫娃的父亲;我并没有请猫娃，但他的父亲却把他领来了。他父亲说了，反正猫娃站在马路边也没人雇，还不如来做他的帮手;尽管两个人干活，但主家只需出一份工钱就可以了。
猫娃很瘦小，个头至多一米五;脸呈长吊形，颧骨外突，一双眼睛奇大。猫娃的衣着有点儿脏，让人难以辨认出它真实的颜色。和许多人一样，我见了猫娃后，首先抱怨他父亲，为什么不让孩子上学呢?还那么小，打什么工呀?猫娃的父亲一脸的苦笑，他说他不论把猫娃领到哪里，都会听到这样的责备。解释吧，解释不清楚;不解释吧，似乎不给人家面子。总之，他都懒得说了。尽管猫娃的父亲说自己已经懒得解释了，但还是把猫娃的遭遇向我大致说了一遍。猫娃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他从县医院的厕所里拣的;他把猫娃抱回家的时候，刚过门不久的妻子怒不可遏，妻子要他从哪里拣来的，再放回哪里去，但他坚决不肯。为此，妻子和他打闹了数日之后，就和他办了离婚手续，他成了一个光棍，成了村里人的一个笑柄。但他不后悔，他既做爹，又做娘，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把猫娃抚养成人。猫娃之所以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于猫娃有先天心脏病。为了给猫娃治病，他可没少花力气。打工的钱都送到医院里了，但还是远远不够。他最怕的就是向人借钱，亲戚们如今见了他就像躲瘟疫似的。猫娃也读书，而且书还念得比谁都好，可惜，初中毕业后，他就再也供不起了。猫娃特别懂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就含泪辞别了学校，跟上父亲出外打工了。猫娃的理想是，他要用打工挣来的钱，来养活日渐衰老的父亲。
听了猫娃的故事，我非常感动。眼前这个衣冠不整的男人，突然之间在我的心里变得高大起来。我觉得，他比那些被我们供奉在神龛里的所谓的大人物，要伟大得多。忽然之间，我就有了帮助这对父子的想法。于是我把猫娃叫到一边，问他还想不想重新回到学校去上学?猫娃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在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他告诉我，他不想上了，原因是他已经辍学了四五年，年龄已经大了，怕跟不上;再说，他的父亲这样操劳，他也不忍心让父亲这样辛苦下去。
猫娃无论怎么看，还都是个孩子，怎么就年龄大了?询问猫娃，猫娃说他已经19岁了。我对他的年龄颇为怀疑，于是就问他是真的19岁，还是在骗我?猫娃点头，说是真的。我当然很惊讶。他的长相和实际年龄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他看起来充其量只有十二三岁。于是，我就劝猫娃上一所技工学校，学费生活费等等都由我来负责。我对猫娃说，站在马路边打工想改变生活，生活永远也不会改变;要使自己的命运有所转机，必须仰仗于知识和技术。
我的一席话终于在猫娃的心里撬开了裂缝。猫娃同意了，他保证会好好学习，绝不辜负我对他的期待。猫娃的父亲站在一旁憨憨地笑，神情充满感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猫娃父子俩干活特别卖力认真，应干的活干，不属于他们干的活也抢着干，一直干到天黑才罢手。他们临走时，按讲好的价钱，我只需要付给他们30元，但我却把200元交到他们手里。他们坚决不要，推辞了好半天，但还是装入了口袋。我与他们约定，让他们半个月后就来找我;在这半个月中，我将抓紧时间给猫娃联系学校。
大概一周后，我从外面回来，保安叫住了我，说有人给我在传达室放了东西，让我取。我走入传达室，发现是一个很脏的蛇皮袋子，打开看，是多半袋土豆。我问是谁送的，保安说是个衣着很烂的小孩，名叫猫娃。我忽然就有了些许的感动。虽然它只是半袋子土豆，不值什么钱，但他承载着猫娃父子的一片心意;而且，猫娃家在陕南的山区，距西安很远，他们要从家里把这袋土豆背来，要费多大的力气!
我很容易就给猫娃联系好了一所技工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是我的一位好友，当他听说了猫娃的故事后，也是慨叹不已;他答应给猫娃减半收费。然而，半个月过去了，猫娃父子没有来找我;一个月过去了，猫娃父子也没有来找我;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猫娃父子还是不见踪影。这时，我在屋里坐不住了，就到他们经常站立的马路边去寻找;一连找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就在我失望至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曾给我家干过活的“飞翔”，他正蹲在人行道的道沿上抽烟。我走上前去，问他认不认识猫娃?他点头，说怎么能不认识;我说，你能不能给他捎个话，让他尽快来找我。“飞翔”眼皮翻了翻，然后说出来了让我大吃一惊的话：你要找猫娃，阳间是找不到了，得到阴间去找。我愣住了，急忙问怎么回事，“飞翔”告诉我，猫娃被运沙车轧死了!猫娃和他父亲为了多挣点钱，白天四处寻找打零工，晚上就站在马路边拦运沙车;运沙车一来，他们就冲了上去，既高喊，又挥手。有的运沙车停住了，有的你再怎么阻拦它都不停。猫娃所拦挡的那辆运沙车就没停，它甚至连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直接就从站在路中间的猫娃身上碾了过去。猫娃血肉模糊，没有人样了，猫娃的父亲疯了似的，他抱着猫娃的尸体口口声声说要去找市长。
我再也听不下去“飞翔”的讲述了。我的心里，宛如正被锋利的刀子切割似的，鲜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