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20世纪的到来，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石室洞开，尘封千载之久的“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并远走他乡——相当一批文献文物被掠往英、法，或辗转流向俄、日。这一事件本属国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作为重大考古“发现”，不期然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敦煌研究，敦煌学。在吸引了西方百年间好几代学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走出伤痛，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起初是远赴海外查找资料，带回胶卷，随着这批文献在国内整理出版，敦煌研究的主力军回归故乡本土。
敦煌遗书中约有七千件吐蕃时期的藏文古卷，从文献经籍到告牒契约，大多流散国外。经过藏学家多年努力，重要的文档已经王尧先生等译成汉文，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其中的“大事纪年”起讫于公元650年～763年，虽不足以反映吐蕃时期全貌，却为史家重整吐蕃史提供了难得的可信依据;正因其要言不烦，也为后来的作家预留出想象的空间。
《风化成典》自第一讲到第五讲，举凡神话—传说—英雄时代的描述，从这批古籍汉译中借取甚多。其中藏地上古神话里的天地之战、铜铁之战、松石之战，以及家马的起源、亡者之乡及祭司超荐种种，那些传播过不知几千年，现今在故事原产地也被遗忘了的精神生活，居然来自老旧宗教的仪轨书。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职业，苯教师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致力于终极关怀，他们的仪轨书不仅仅是其职业活动的广告说明，透过内中案例所涉及的，是早已失传的高原社会场景，虽然很有限，却属绝无仅有。这些故事被辑录在《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
由于藏文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同期到达，这类口口相传的仪轨故事形成书面文字的时候，西藏高原一统的战争正在进行，原有的秩序受到扰动，死后的世界开始改观，所以故事中不时可见对于“美好的黄金时代已逝，灾难的捐税时代开始”的慨叹，不时可见对于“这一切均不属于新教，而是属于从前的古老习俗”的强调，不时可见的还有“坚忍属于神和铁，人的思想没有一刻是坚定的”之类格言。不变的是改变，而改变中亦有不变：“从前行善的人现在还在行善，过去有用的东西现在仍然有用。”伴着这样的一唱三叹，仿佛有苍凉凄美的古风来袭。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各族群大致相似的童年。
通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传递的信息，可见从吐蕃开启到鼎盛时期的血性生猛、活力激荡。唐蕃并立两百余载，共同了兴衰，战争固然是主题之一，但高原和内地之间、汉藏及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叠合却是空前的繁密。藏文古卷中既有《尚书》《战国策》等名典的藏译本，也有《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直译和改编之作，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版本，是这位儒家圣人最终成为苯教的“百变之王”。另有《史记》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典故，也被照搬在松赞干布平息属部叛乱的征战过程，自荐者名叫米钦……凡此种种，并未纳入这部文史故事中，那是需要计划单列的。
吐蕃时期的敦煌，集中了一批藏、汉等多民族的文化精英，《风化成典》突出了一个人物，从事佛经藏汉文互译的法成法师，陈寅恪先生曾将其与玄奘并列，并称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虽说这位法成的族别是汉是藏，目前藏学界仍存不同意见，但他显然超越了民族属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理应青史留名。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从史前走来，身后的风景渐渐斑驳，古老的故事连带古老的言语，一路失落——时至今日，全球仍有数以千计的语言正濒临消亡，已经消亡的则无从计量。只有文字可靠，即使变化也有迹可寻。藏文系拼音文字，这批珍藏于敦煌的古卷以古藏语写成，且是在公元9世纪对于古藏文重新厘定之前写成，大大增加了辨识翻译的难度，为此格外感谢付出了心血的翻译者，让我们这些被阻隔在藏文门外的读者，共享了珍品的盛宴;追本溯源，尤其感谢敦煌遗书的创作者和保护者。
二
当帝国的吐蕃崩解，对外扩张的征战消歇，佛教复兴的火把从下路的甘青、上路的阿里相向而来，西藏社会开始转型：从武力称雄转向佛祖在上，舞动的经幡取代了飞扬的战旗。到正式纳入元朝政府治下，藏传佛教已经覆被了雪域大地。这一时期直到后来，大量的佛学专著问世，就连文史体例，也或多或少地涂布了宗教的色彩。这是由于执笔者多为佛门中人，或有贵族世家为文者，通常也是居士身份的缘故。这样的古典通常难以走向大众阅读层面，但若有，必定奇异，这其中首推《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
这部文史哲合璧之作，是一个名叫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学者于1434年前后写就，由陈庆英先生于1980年代汉译出版。借助此前来源不同的史料，书中简述了“瞻部洲”各地王统世系，其中汉地王统从周朝写起，另有印度、于阗、木雅王统，主写吐蕃王统;精神文化涉及佛法源流、教派传承及藏医学史，物质文化涉及茶叶和碗如何来自汉地。与汉文史籍不一样，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半是神话、半为史实，是其特质;时间越靠前，神话色彩越浓，有史以来的故事，也显见民间传说经过文人加工的痕迹。例如唐太宗七试请婚使，禄东赞胜出的故事;例如文成公主上观天象、下辨地理，得出吐蕃乃一魔女仰卧形状的结论，遂建寺以镇之。早在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关注茶马古道、采写《藏东红山脉》时，就从中引用了茶叶被发现的过程、茶碗识别的学问，以及茶和碗实用功能之上的精神属性;引用了元世祖忽必烈(藏语称其为薛禅皇帝)派员赴萨迦时，绘声绘色的传神一笔：“使我听到人们传诵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萨迦的消息。”《风化成典》从中撷取的尤多，吐蕃七良臣、桑哥的故事、宋朝末代皇帝赵显的结局、皇帝的金面等等吉光片羽，均为拙著出彩的装饰。
不一样，奇异感。惊奇于故事本身，更从中学习作者从心态到行文的谦和厚道。同时不由得想到，所谓历史，难道仅仅是由一系列缺乏体温的事实构成的?对于大众来说，准确程度真就那么重要吗?相关态度和情感，包括传说和想象，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构了过往的景象。不排除一种可能：也许历史它自己无意于严肃，也许它更想让后人感觉亲近。集中使用了藏文史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本为西藏社科院恰白先生等以藏文原创的汉译本。在我看来，这是一部融会贯通西藏历史的教材读本，已难辨《风化成典》此书的哪一些来自彼书的哪一些，说是亦步亦趋地跟从追随，并不夸张，那本来就是历史的轨迹、前赴后继的人物故事。值得一说的是，有些资料来源偏僻，难得一见。试举一例：吐蕃王室后裔流落边隅，在喜马拉雅山下建起贡塘小王朝，本属一历史地理名词，前些年才被考古学家确认了王城遗址，就因一部《贡塘赞普世系》的打开，存续了几百年的小王国忽然生动起来。在这个关于萨迦小女子的故事中，作为兄长的帝师八思巴虽是配角，却罕见地表现出任何汉文藏文史籍中都不曾表露过的一面，就是说，不是以往一味的高高在上，而是人间烟火中的生动活泼——这故事经由“松石宝串”的传递，进而“风化成典”。
所以说，假如没有这部巨著的先行问世，我是否还有勇气、有能力涉笔藏史，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学习和转述的过程中，想通了一个问题，多了一份认知心得：历来的文化传播，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很可能就像这样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就像这样辗转而来。
三
现在该说到对于汉文史料的借助了。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西南山地之间，史前文化的交流远早于历史记载，但在古代中国，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风云激荡，逐鹿中原，似乎未见大高原的消息。直到秦汉之际，与雅隆部落迎来前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的时间相对应，《中国历史地图集》才在今天西藏的位置标出“羌”与“发羌”;随后是中华各民族朝气蓬勃的初兴时段，“唐”与“吐蕃”几乎同时出现，对于雪域藏地的记载骤增，从此不绝于史。就如天下大乱的宋代，也不乏萃集了吐蕃往事的《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问世。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其珍贵之处：成书所凭借的诸多唐书，后来大部亡佚。
相关记载散布于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里，如何打捞?多亏有前辈藏学家辛勤拣选整理，几十年间出版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以及四卷本的《藏族史料集》，三卷本的《明实录藏族史料》和十卷本的《清实录藏族史料》等等，成为了解和研究西藏历史的案头必备。
前文提到面对藏文史料时感觉不一样，皆因作者本人成长于汉文化，潜移默化中形成思维定式，以此为坐标，方才有惊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两相比较，各有特点：那边厢是灵动飞扬，这边厢是正襟危坐，对于普罗大众，力求客观的纪实传统严肃有余，趣味性不足——这样的比较并无褒贬之意，差异成就距离之美，尽可以“各美其美”。但是说来惭愧，汉文典籍中如此丰厚的资源，写作中却未能善加利用——正因是母语，可以信手拈来，反而少下了工夫，通常只是为了印证某事才去查找。待到书稿完成了，往往随手一翻就见可用的资料，徒增遗憾罢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以往的积累，也常常被忽略，这道理如同灯下黑，如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对于当代藏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考古发掘充填了西藏地区史前史的空白;文献学的进展补充了作为信史的不足;《藏族简史》和《西藏佛教史略》，推而广之，连同《中国大历史》《万古江河》，这类作品提供了宏观观照;断代史及各领域的专著论文则是对于各局部的照亮。从各领域研究成果中获取的，不仅有合适的素材，学者们的分析和观点也使我获益良多。相关藏学著述及其作者并不陌生，从有所了解到非常熟悉，乃至随时随地可以请教探讨，是个人独具的优势之一。有时就想，一本书的写作凝聚的是群体的智力成果，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才能真正成就一部作品。
说到素材的选用标准，在顾及重要人物、事件以维系历史脉络之外，并不讳言“猎奇”。历史中的逸闻趣事，我们都喜欢。以汉语的美妙对应藏史的精彩，则是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另外的借鉴和启发还有许多，在此只打算提到其中一点。众所周知，当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未曾料到引爆了文学艺术的反应堆，这一超越人类常识经验的理论被喜出望外地拿了来，科幻、玄幻、魔幻、穿越，时空隧道、时间机器、平行世界、异度空间，晚近再加一个蝴蝶效应，风行一时。分明经不起推敲，却也别开生面，引人无限遐想。而所有的想象基于一个假定：曾经的一切一直就在那里，包括尚未发生的，尽皆被存储，只要条件具备，你可以去往任一点。
遐想诱人，明知当不得真，并不妨碍我作为“穿越”情节的欣赏者，并且宁愿相信“从前”真的存在，实际上也的确存在——存在于故纸史册里，老旧的文字中，所以才说：他们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文笔接应。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这样唱道——“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响应。就让我们借助文字典籍的魔力，盛邀古代的英雄和智者，荣归——自遥远的忘川之畔，荣归我们的记忆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