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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皮匠

时间:2023-10-01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无心是道  阅读:

  在蔚县、阳原一带,皮匠手艺人分为黑皮匠、白皮匠、毛毛匠等,我的父亲属于第一种匠人。

  我从父亲在世时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小时候生活在东辛庄村,家里地无一垅、房无一间,没念过书,十六岁出口外谋生计,在宝昌县(现在的太仆寺旗)一家皮坊学艺三年,后在宝昌、上都、多伦等地漂泊,蔚县刚解放时回家,从西庄村高家大门买了一处旧院,带着爷爷奶奶搬了过来。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

  农村大集体时期,我家隶属一小队。据哥姐回忆,一九六八年开春,小队长安排父亲占用队部南院的东下房,在给小队做车马挽具的同时,可以自主经营,每天交集体一元二角,余下部分归个人。自负盈亏模式,给了父亲一定的自由空间,他不仅很快揽了全大队九个小队的活计,而且迅速扩大到邻近几个大队,在周围人们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中,去涿鹿买酒,借钱给小队买骡子,家里的日子也很宽裕。不到一年,这种好光景在人们的愤愤不平中,夭折了!

  我有了一些模糊记忆时,父亲早已是大队集体皮坊的一员。大队皮坊位于下庄的大巷南头,占的是一家邵姓地主留下的瓦房院子。我曾经去过几次,一接近门楼,就能嗅到刺鼻难闻的气味,东边两间正房里一溜锅台,安着三口大锅,西边两间正房闲置着,西下房里靠西墙有一排比我还高的石灰缸,被浸渍得脏乎乎的,里面泡着有毛的皮子。原来满院满街弥漫的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去的。

  母亲告诉我,大队皮坊开张时,父亲作为师傅,与其他四人记一样的工分,补助稍高。过了一阵子,父亲的补助被砍掉“高出部分”,大伙平均每月到手五、六元。皮坊的人分两组,遇有加工任务,轮流出去干活。父亲带着我的四表哥,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东到常宁,南到草沟堡、苜蓿,西到杨庄窠,北到黄梅,许多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响当当的皮匠手艺也在东半县传开了。那些年,父亲经常胃疼,犯病时靠吃小苏打面止疼。每到一处,大队或小队管吃管住,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天半月,吃黍子糕,喝小米稀粥,既能吃饱,又利于养胃,还能把自己家里的口粮省下一部分。当时,外有父亲收入,内有母亲持家,我家的生活虽然很紧巴,但孩子们没欠过学费,春节能穿一身新衣服,一年中能吃上几顿肉馅饺子,年前还给姥爷和其他亲戚送一二斤羊肉。每天晌午,母亲还为父亲准备了“病号饭”---一块金黄油亮馋人的黍子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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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春节刚过,父亲喊上正在念初一的我,跟他一起去大队皮坊“分家”,分得两个大缸和一口大锅。皮坊到我家的路上,有一段两百多米的上坡路,父亲在后,我在前,抬着近百斤重的石灰缸,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走六七十米就得停下歇歇。我家院里,正房小三间住人,东下房是解放初盖的,父亲在公私合营前用于加工皮活,锅台和拉风箱等家当尚在,他又买了两口小缸,在院里立上木桩架子,又添置了一些生产工具,“家庭皮坊”重新投产。

  父亲单干后,既当掌柜又当“大工”,母亲当“小工”。每天天一亮,父亲起床,先去地里,早饭后去作坊,一直忙到吃午饭,稍躺一会又去作坊,亮灯前才放下手里的活。每隔一段日子,他要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出几天门,转东半县的村子揽“订单”,因为小有名气,也有人主动上门送“订单”,同时联系屠宰户,除绵羊皮外,牛皮最好,驴骡马皮次之,猪皮狗皮山羊皮也收购。刚从牲畜身上剥下的软皮,父亲直接扔进生石灰水缸里,而对已经晾干的硬皮,需先在普通水缸里泡,水不能出霉味,泡软后再放到生石灰水缸里。小皮五六天,大皮一个多月。确认腐蚀后能脱毛,父亲就用根四五尺长的棍子,棍头顶实皮子中央,左手向上举,右手往下压,只有一米七个头的父亲,非常麻利地将一百来斤的皮子挑了出来,铺在事先支好的斜木板上,用刮刀(笨刀)将外侧的毛、内侧的血块肉渣刮掉。用水冲洗后,将皮按到空缸里,兑好鸽子粪水淹没,薄皮一两天,厚皮十天半月。确认泡掉石灰后,他挑出皮子搭在木桩架子上,把两边耷拉的皮头打上结,两人推着大杠(椽)摽拧,挤干灰和粪,生皮做成了。

  周末,我完成作业后,就随父亲去作坊,当“烧火工”。我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父亲等硝加热融化,将生皮叠放锅内,双手压住皮子两端揉搓,待硝均匀浸入皮子后,取出搭在阴凉处晾晒,用锋利的铲刀(快刀)将皮上的小毛渣子铲干净,待其发白变干后,向干皮上喷水,促其由硬变软,再在大锅里放入硝水加热,慢慢地向皮子上涂抹,有韧性后出锅稍晾。随后,在锅里放入三至四斤獾子油(后换成猪油),加热使油融化,将皮放入油锅里,慢慢地往皮子上涂抹油,一直到油渗入皮子里面,皮变得软乎乎的,晾晒变硬后折叠成长方块,生皮变成了熟皮。

  我发现,生皮用来做皮线、皮绳,熟皮用来做笼头、坐裘、圆皮子、鞭子、道梢等十余种产品。一张皮子经过父亲的精打细算,大小搭配,割扎缝拧,巧妙编织,除去成本,收入翻了两番。比如,他挽的笼头有三角笼头、三节笼头和糖麻叶笼头,在前面的脑花里嵌入“福”字、中国结,在缝制坐裘时设计出梅花、十字针脚,成了精致走俏的艺术品。又如,他割生皮从中间往外割,割熟皮从外往里割,左手捏住皮子边,右手大拇指伸直,其余四指紧握拉刀刀把,刀刃向内,眼瞅着大拇指与刀片间的空隙,双脚不动,躬着上半身,割皮时起、行、收处宽窄相等,有数丈长、八分(十分为一寸)宽的,有五尺长、三分宽的,等等,高超的技艺令人叹服。再如,他把三股像葫芦条晒干似的皮坯子,用“鞭筷子”把第一股绕在第二股上,再把第三股绕在第一股上,依次编下去,一会儿工夫,一条好看耐用的“麻花鞭”就完成了,很受车倌羊倌的欢迎。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迎来了盖新房的高潮,拉沙拉石头的马车激增,父亲也迎来增收的“黄金期”。他面向二道贩子批发售货,照顾上门取货的降价售货,更重要的是通过赶集现场议价售货。为了赶集,父亲卖掉了那辆破旧自行车,又贴了四十几元,从上堡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燕山牌自行车。西合营、吉家庄、白乐、代王城逢集必赶,即使是单程近六十里的桃花,年近七旬的他也要带着重六十多斤的货箱子,当天来回。西合营是农历三、六、九赶集,除雨天外,他从未误过,摆摊的地方由下堡到上堡,再到镇南商业街,面对八、九家同行的激烈竞争,父亲一反性子急躁的常态,热情迎客,耐心介绍,反复议价,他的货最受欢迎。

  随着家里积蓄的增加,我家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备料,一九八三年终于盖起了新房,老院全部腾了出来。父亲喝酒由散酒变成瓶酒,由一顿先增到两顿、后增到三顿,很舍得买大牲口骨头肉让全家人大快朵颐。姥爷也住到我家,直至十五年后故去。春节期间,村里高跷队选择性登门拜年,我家也名列其中,这一时刻的父亲,脸上洋溢出得意的神情,热情招呼着演员们,大方地拿出一条香烟交给高跷队。

  父亲赶集时,结交了南场村的郝大爷、前堡村的武叔,前者长父亲四岁,后者小父亲二十岁。他俩是“半路出家”的皮匠,和父亲一样嗜酒,脾气也合得来。尤其是武叔,曾当过几年村书记,见过世面,他敬重父亲的人品和技艺,经常向父亲请教,父亲每次都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帮教。三个臭皮匠,凑到一起时,皮摊挨得很近,互相补台,共同促销,待赶集的人到了中午逐渐散去,你管酒,我带饭,他拿菜,仨人喝完一瓶白酒,不晕不醉,收了摊子,各自骑车回家。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农村,三轮车代替了马车,父亲的皮匠活慢慢减少,他只赶西合营和白乐两个集,靠着草沟堡、苜蓿、张家窑、柏树山区的人们惨淡经营。病后,他没有气力赶集了,而是把现有的皮子和货,全部低价处理了。

  父亲走后,我们把他留下的自行车送了人,第二年老院的那间作坊倒塌了,第三年老院的三间小正房也塌了多半。他的黑皮匠技艺没能在家里人手中传下来,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在高中毕业后参了军,我中师毕业后参加工作,况且他也没刻意要求过我们。真正继承父亲“衣钵”的是父亲的外甥---我的四表哥,他念过高小,心细,爱琢磨,不到二十岁就跟着父亲,在过大队皮坊,独立开过皮坊,是行内公认的“高手”,但他年轻时孤傲,好高骛远,半途改行又破产,中年娶妻又散,无儿无女,后来逐渐失去好好活下去的自信,变得麻木堕落,成了最不堪的模样,皮匠技艺到他这儿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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