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0年冬的一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填满了家乡小镇的整个天空。就在这天上午，广州军区到山东接兵的排长陈功桥来到我家进行家访，这是我应征入伍的最后一关。陈排长边拍打身上的雪花，边同我的家人打招呼。之后便站在那里看墙上我画的那张画。我画的是京剧样板戏中李铁梅的剧照，李铁梅身穿红夹袄，杏眼圆睁，银牙咬紧，双手举着红灯，一条乌黑的长辫子自然地垂在胸前。我把李铁梅画得美若仙子。为了处理铁梅长辫子的去处，在画的底部，我用几朵艳丽的红茶花收尾，为了区别红夹袄和红茶花，我还特意用水彩画的“洗涤法”为这张水粉画的茶花“洗涤”了一圈粉红的边，这是在白颜料已经用光时的无奈之举，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
陈排长边看画边点头，流露的是一副欣赏状，之后他告诉我哥，说你老弟能写会画，普通话说得也行，到部队后会分配他去电影组放电影。放电影是我的梦想，因为我太爱看电影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张清，他是接新兵的教导员，后来是新兵营的教导员，再后来是团机关的协理员。他是在第二天上午由陈排长带着来我家的，他进门后招呼也没有打就直奔我的画作而去。当时我很感动，以为是我的画画得好。
张教导员看我的画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把白茶花画成了红茶花?我记得他把这句话连着说了两三遍，他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皱眉头，像是不经意的。
接下来，大雪又下了三天，“漫天皆白”。三天后，我们应征新兵一行从兖州火车站出发，又经过了三夜三天，南下的军列才把我们带到湖南衡阳，开始了我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
我到达的部队是广州军区驻衡阳高炮某师。全师所有的营房都坐落在北去的湘江岸边。方圆十几里，那气派才叫壮观，而最让人难忘的是这绵延不断的营区，全部被古老的大樟树掩映着。远远看去，这里是一片大森林，那一座座红砖红瓦的苏式营房，给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树林里面，当地人都称我们是森林中的部队。还有我们新兵营的所在地更让人叫绝，它处在江心的一个半岛上，白天听着涛声操课，夜里枕着渔火睡眠，环境确实富有诗意，但它给我的感觉却只是一个背水一战的阵地。
新兵连是让一个新兵迅速成为一个合格军人的摇篮。而我们这支紧张而又充满刺激的摇篮曲很快便接近了尾声。这一天，当班长命令我们打好背包，到操场集合等候宣布新兵下连的命令时，我还表现得满不在乎，我把背包随便捆了一下便来到了操场上，当时我又想起了陈排长说的我到部队后放电影的话，觉得反正新兵连离电影组所在地并不远，没必要大惊小怪。然而当命令读到高凯明，一营部侦察兵时，我一下子傻了眼，脑袋“嗡”的一声，便什么都记不清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并且哭出了声。一营部住在大山沟，是最艰苦的非全训部队，这些早就听说过，我为什么会分到那里而没有被分到电影组呢?
弄不清是何时上路的，我们一行跟在从一营部赶来接我们的一位老兵后面，默默地走着，因为大家都不开心，空气显得分外沉闷，为了振奋士气，老兵开始领唱京剧样板戏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我记得刚唱到这里，就发现有位战友触景生情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天空中又下起了雨，气温一时骤降，大家都缩紧了身子。
白色油茶花
我们于黄昏时分到达一营部驻地——一座荒废的古寺庙。记得当我们刚一踏进山门，几盏灰黄的灯便亮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里，我打量着这座建在又高又陡的山崖下的古刹，大殿坐东朝西，左右各有一两层的厢房，其布局酷似儿歌中唱的“阿弥陀佛坐中央，四大金刚站两旁”的架势。大殿被隔成两间，大房作饭堂兼集合的地方，小房是营部，就是营长、教导员办公的地方。而左右的两层厢房，便是我们侦察班、通讯班、司机班和炊事班的宿舍。整个环境已是简陋得无法再简陋，这与刚刚离开的营区相比判若天地。
晚上，我们新兵同即将退伍的老兵搞联欢，百十号人坐着各自的小马扎拥挤在一起，那架势活像山洞里的一群打坐念经的和尚。新兵老兵比赛唱歌。老兵唱的是京剧样板戏选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歌声雄壮，而我却感到自己是昆仑山上的一棵小草。新兵唱的是《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歌声更加悲壮：“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除了眼前没飞雪，我觉得这段唱词倒是恰如其分地唱出了当时环境的凄凉和我心情的悲凉。
第二天早晨，嘹亮的军号唤醒了沉睡的山林，也唤来了我在新兵连养成的军人感觉。那一刻我想到了吕颐浩《忠穆集·与姚廷辉书》中的“衣食之分，各有厚薄，随所遇而安可也”这段古语，我强迫自己振作起来。有了这种随遇而安的思想后，我觉得是自己把昨天的悲伤扩大化了。其实，一切都挺不错的，尤其是一营部，这儿还是蛮可爱的。寺庙雕梁画栋，古香古色，金色的阳光把满院花木的影子投放在雪白的墙壁上，摇曳着一种宁静的禅味。门前那条清澈的小溪，丁丁东东地流着，又像是在告诉世人如何做到随缘。还有那几只灰不溜秋的小麻雀，来来回回地跳着，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为僻静的山林呼唤家的感觉。
随着一阵寒冷的晨风吹过，我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穿着棉衣在料峭的寒风中闻花香，只有在故乡梅花开放的时候才会出现，难道这里也有梅花?我转过身来，倏地，一派奇特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就在寺庙背后的山崖上，一片同白云相连的白色花儿正开得如火如荼，那淡淡的花香正是从这白花之处飘来的。
我拾级而上，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副更加壮观的白花世界。看吧，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托举着一片无边无际的花的海洋，在晨风里，花云上下掀动着。“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我认为，昨夜的歌声，正是为眼前这一壮丽的景象唱响的。
我一头钻进这扑朔迷离的白花林里，在一棵风姿绰约、仪态万千的花树下认真地端详着：褐色光滑的树皮，油翠透亮的叶子，还有白璧无瑕的花朵，实在令人喜爱。然而更令人着迷的还是那一片片倒卵形、顶端有着小裂口的白花瓣儿，简直就是一片片冰清玉洁、眼看就要融化的雪花。
侦察班长王天军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他说，看不出你这个山东汉子还这么喜欢花儿，这可是小资情调，要不得呀。说着他笑了，他的牙齿被林中的一束阳光照耀着，亮晶晶的，精致极了。他告诉我，这树叫油茶树，也叫白花茶。他指着树枝上果壳里的一颗油黑发亮橄榄型坚果说，这是摘剩下的油茶籽，我们炒菜用的茶油就是从茶籽里榨出的。他还告诉我，油茶是花期很长的常青树，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着。果实开始成熟的时候，也是花蕾开始集结的时候;收获茶籽之日，便是茶花绽放之时。他摘下一朵茶花放在鼻子上闻着，又说，油茶花就像雪中的梅花，天气越冷，花儿开得越艳丽，花香也越纯正。王班长像是在向我讲述一种品质或一种风格。
在班长的讲解下，我还知道油茶树下那一片片灌木丛便是长出茶叶的茶树，而我们一营部的任务是秋天摘茶籽，春天采茶叶，军事训练则放在冬夏两季进行，这就是常说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高射炮侦察兵的训练课目主要是练习空中捕捉目标和按图找点。高倍望远镜和更高倍数的指挥镜可以清晰地看见天上飞机机身上的文字，所以，在训练中，有些调皮的兵常常用望远镜观察山路上的行人和采茶的姑娘。开始那阵子，我的镜头则常对着远处的白茶花。我醉心于小蜜蜂在花心里起起落落和打滚儿的情景，有时候我就在望远镜里也能闻到淡淡的花香。这自然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专注的境界，凭借这种专注的精神，我空中捕捉目标的训练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当时《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提高军事训练的兴趣》的文章，就列举了我的例子，还引用了我搞好训练的体会。只有把浓厚的兴趣注入到自己要做的事情中，才能得到最佳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再朴实不过的道理。
摘茶籽和采茶叶的劳作除了辛苦外，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让人记住的趣事。
在劳动和训练的空闲时间，我还负责营部出黑板报的工作。每当腰酸背痛地把新一期黑板报写完时，最后我总要在黑板的右下角用广告色精心地画上几朵白茶花。每当这时，教导员柯光华总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首长的欣赏，有时候会产生了不起的动力。
真正欣赏我的是班长王天军。他对我的欣赏常常表现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上。在寒冷的夜晚，他常常利用自己的体温把我潮湿的被窝暖热后才去叫我换岗。直到今天坐下来写那段生活，我仿佛依然能感觉到他的体温。什么是“温暖”?我当时对这两个汉字的理解就是王天军。有一天，我正在一棵开满白花的茶树下站岗，王班长手捧着一盆火红的山茶花来到我身边，他告诉我，这是他托云南大理的一位战友特意从家乡带给我的。他说他知道我喜欢茶花，但他认为一个人每天面对着白色的花容易产生感伤情绪。班长说的感伤情绪应该就是今天的抑郁症吧?望着这盆血红的，与身后雪白的油茶花交相辉映的山茶花，也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那一刻我仿佛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之后却一片茫然。由于对营部生活、对白茶花的过度投入，我把自己从小就喜欢描绘的红山茶给遗忘了。当一盆久违的红山茶出现在眼前时，我竟由惊喜变成了恐惧。
带着花香回军营
记得很清楚，我是怀抱着班长送我的那盆红山茶到团政治处电影组报到的。电影组的工作是悠闲的。每周除了为部队放三场电影外，其余的时间都由个人支配。放映的片子也十分单调，我当了三年放映员，也只放了八个样板戏。期间也放映过一些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影片，也是凤毛麟角。什么“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加上“中国的新闻简报”，这些反映当年电影单调的顺口溜，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无几分亲切。
我本人除放映电影外，还兼广播员，负责播放起床、操课、午休、晚饭、熄灯的号声和部队通知及表扬好人好事。广播室窗外是一片较为原始的树林子，这片树林一直延伸到湘江岸边。就在紧靠广播室的窗外，竟生长着一棵不太大的油茶树，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到一营部那片一望无际的茶树林。而每当这棵油茶树开满一树白花的时候，我就将班长送我的那盆红山茶搬到窗台上，让白茶花与红茶花争芳斗艳。在这迷人的景色里，总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出现在我窗前。她常常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有时候，她还走进广播室跟我聊上几句，她告诉我她是部队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因自己的家乡就处在一望无际的油茶林里，所以很喜欢到这里站一站。她问我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有一种茶花的味道?我告诉她我是从一营部调来的，习惯了用油茶饼洗头、洗衣服，所以有这种味道。她听后连连点头，说原来是你把田野茶林的花香带回了军营。
电影组离我们就餐的饭堂有一段距离。有一次午饭后我一个人往回走，却发现有位身材高大的首长紧跟在我身后，他就是把我从北方老家接来南方当兵的团机关协理员张清。我给他敬礼，他握着我的手说，怪不得我爱人说你身上有种田野的花香，还真有点儿。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那位音乐老师的身份。张协理员说，高凯明，祝贺你靠自己的努力调回到机关工作。我说多谢首长的关心和推荐。我认为张协理员把“调到”说成“调回”是口误，然而当想起陈排长在我家说过的我可以到电影组放电影那句话时，又觉得首长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接下来，张协理员说的一番话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你当兵前画的李铁梅剧照上红茶花是错的，茶花应该是白的，在一营部你也看到了。还有，你把李铁梅的夹袄也画成红色的，还把她画得那么漂亮，态度也有问题。你忘了李铁梅是工人的女儿，你忘了毛主席说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他停了一下又说，所以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政治处要你去电影组报到，我就表示反对，并建议你去一营部锻炼改造，这是对你的爱护。因为你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花花草草、红红绿绿的小资产阶级爱美情调，这种思想如不加以改造，对你今后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张清还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他的话使我不停地打着寒战，那种感觉就像是心头上猛地刮过一阵刺骨的朔风。我一直念念不忘对我有着知遇之恩的老首长，大恩人，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的脑袋嗡嗡地响着，我把白茶花画成了红茶花又能怎么样?何况我画的是山茶花，又不是油茶花;李铁梅穿的小夹袄本来就是红的，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她穿红衣服难道就是为了同毛主席对着干?还有，演李铁梅的演员本来就漂亮，难道工人的女儿就都应该是丑八怪?
明明是自己犯了这么初级的错误，却把责任全部推到一个当兵的身上，我越想越不对劲，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我调到电影组是因为我的教导员柯光华升任政治处副主任后推荐了我，和张协理员没有任何关系。
近40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心头上仿佛依然残留着一丝寒意。www.xinwenju.com然而今天我想要表达的不是委屈，而是比委屈更值得记住的一种东西，那就是张清协理员当时对我所表现出的那种坦诚，也可以说是无私。今天看来，他当初让我到一营部去锻炼，动机绝不是为了整人，出发点绝对是为我好，只是把问题严重化了。他担心像我这样，把白茶花画成红茶花的“小资情调”如不彻底改造，就会使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改变颜色。
那天中午回到电影组后，我一直被委屈的气氛包围着，就在这一特殊的氛围里，我把班长送我的那盆红山茶打理了一番，并在上面挂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小纸牌，于第二天中午送给了又从我窗前路过的那位音乐教师，让她转交给她的丈夫，我的老首长张清，以此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我在纸牌的正反面各写了一段文字。正面写的是“山茶花，山茶科，别名耐冬，开白花，也开红花。”在纸牌的反面，我模仿着传说中半山先生同东坡先生文字之争的口气，和韵了一首打油诗：
朔风昨夜过茶林，吹开白花万树云。
山茶不比油茶花，送与首长慢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