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生”下来的，而是开刀从肚子里取出来的。平常走在街上，人们总爱指指点点：
“这个娃了不得!没有走‘红门’!只有太上老君没有走‘红门’!”
“红门”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人人都走“红门”而偏偏我却没走，这些都使我极为困惑。我询问地去瞅奶奶，奶奶不回答我，只微笑地告诉人们：
“这娃娃，头顶上有两个旋儿哩!”
立即就有人来验看我的头，终于确信无疑。然而奶奶又介绍了：
“这娃娃，手上是十个‘斗’哩!”
于是，又有人来验看，同时惊呼：
“呀!一个‘簸箕’也没有!”
旁边人就念叨：
“男人九‘斗’，越吃越有!好，好，大富大贵呀!”
头有双旋，手有十斗，出生时候又没走什么“红门”，人们将我形容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小时候就很有几年认为自己不同寻常。
后来长了几岁，在周围也见到头上有双旋的人，也见到双手指纹十只斗的人。那委实都没有什么稀奇。至于我出生的全部情况，也渐渐弄得明白。
解放前，父亲在太原做搬运工，扛大件。由于他的力气和品格，当上工头。不久，我们地下党就发展他加入了组织。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由他担任站长。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又把我母亲从家乡送来太原，和父亲建立家庭。
母亲结婚时只有十四岁，生我的时候十六岁。母亲年龄小，个头也很矮，结果难产。只好到当时英国人在太原开办的教会医院做剖腹产手术。那教会医院叫博爱医院，据说做手术之前，操刀的修女还虔诚地做了祷告呢!
当我出生后，父亲很绅士地说：修女，是你把这娃娃接生到世界上，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修女用怪异的汉语说：这个孩子儿，有九斤十两，就是在我们英国，也属于巨型胎儿。我看，就叫个“九十儿”吧!
博爱医院旧址在我们太原市杏花岭街口。
到现在，我被那修女接生到人世间已经四十年了。当我路过杏花岭街口的时候，胸中偶尔会生出某种复杂的感慨：假如不是那位修女会做祈祷并且会做手术，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人。
有时，我真想知道，那修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还是否在世。我想当面向她表示我诚挚的谢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