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说起腐败现象的起因，大抵不外乎封建思想的遗毒、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法制不健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以及执法不严等等。这些分析，自然也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些问题的确存在着，有的还相当严重。然而，当我们一遍又一遍津津乐道于这些原因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我们确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观上的因素，那就是：决策上不应有的失误，政策上的盲目性，也是导致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
封建思想的遗毒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已存在了四十余年，而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却不过十余年的时间。法制不健全，比之过去，现在已是相对的完备和健全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只能作用于极少数不纯洁的党员干部的素质。执法不严，这是铁的事实。但造成这事实的原因，恐怕主要还在于那些能够左右法律的人身上。新旧体制转换的确是一个特殊条件，然而旧体制条件下的腐败现象似乎并不曾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与忧虑;新体制呢，自然又是科学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运行机制，更应该容不得腐败现象的萌生。那么，问题便在于这“转换过程”了。何以转换过程便容易萌生腐败现象呢?
这便要从主观上找原因。先说决策上的问题。举个例子，办公司。数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办公司的热潮。后来又搞了清理整顿。官倒官商权钱交易之类名词便是那时候出现的。办公司，是决策，后来整顿，亦是决策，不说它。前年的机关兴办实体和从事第二职业，也是决策的号召，而且有不少的省市县长们在大会小会上要求机关办实体鼓励工作人员积极投身下海，甚而至于省市县长带头到街头兜售生意，一时传为佳话。号召了，示范了，实体公司也乱纷纷出现了，第二职业或明或暗也谋到了。于是，翻牌公司、官商结合、垄断经营、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了新的蔓延趋势——我们不能否认去年以来某些方面腐败现象的蔓延确是与此有着联系的事实。正是认识了这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才作出了与此相关的政策规定，提出了党政领导干部“五不准”。发展第三产业，是正确的决策。但如何发展，从事第三产业的部门和人员如何确定，决策时必须详加考虑且要以法律形式确立。否则，必然会带来不良后果的。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说都已不少了。
再说政策上的盲目性造成的一哄而起。还举例子：公款出国出境旅游与公款吃喝。出国出境是各地政策上允许的。可这政策过于朦胧，随便寻个由头便可出去走一遭。出国出境于是成为近年极时髦的举动，从省到乡，凡带长者，大抵出去的不少(边远贫困地区别论)。吃喝，政策上有“区分界限”一说，界限区分的如何未知，吃喝的形势却已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势头。这是事实。否则，公款出国出境公款吃喝为什么会列为近期狠刹的几股风之一呢。还有炒股票，起初政策上就没有具体的规定，现在党政机关尤其是领导干部成了持股者，影响了股市的正常运行，这才有了“不准”一说。就是上文提到的经商办企业，又何尝没有政策的盲目性的因素呢。
尊重事实，承认我们主观决策中出现的失误与政策的盲目性导致的一哄而起助长了消极腐败现象的萌生，就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使我们提高决策的水平，更具准确性，在制定政策时，更科学具体规范，少犯错误，减少人为的损失，也可以减少或避免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