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害怕火。
我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犹如噩梦连连：漆黑的夜，火光冲天;狗吠，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飞蝗似的子弹呼啸声;无穷无尽的逃难的人流……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一少年，今已两鬓斑白，进入老境。但是，有时竟还会做那样的噩梦，梦中还不时闪过那一片火海和被火海映红的暗暗的天空;从梦中惊醒，还似乎听见那一声声催人泪下、呼儿唤女的悲泣……
已经逝去了的，决不能让它再回来;已经得到的，决不能让它再失去。什么是和平的幸福，什么是战乱的痛苦;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骄傲，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悲哀;受人侵略宰割的屈辱，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迈——这，就是我想告诉今天的少年朋友的。
别了，衡阳!
武汉沦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以前的半年，也就是1938年4月，我随着在粤汉铁路局做小职员的父母亲从汉口来到湖南衡阳——一个位于湘江两岸的重镇。这一住就是六年。
1944年5月以后，战局又一次紧张了，人心惶惶。听说铁路局即将撤退，我就读的衡阳扶轮中学也要提前大考，然后无限期放假。这时大人们早已无心上班，见面就相互打听：什么时候走?走哪儿?连妈妈也在整理衣物，准备把家具和带不了的衣物卖掉。
校园这里那里都响起了《流亡三部曲》：“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流浪，逃亡，逃亡，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年迈而博学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朗读着《离骚》，声音带着悲壮的意味。年轻的热血沸腾的地理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把长沙、衡阳、柳州、桂林等地方勾画出来，告诉我们：衡阳地处战略要地，粤汉、湘桂铁路在这里交会;湘水、蒸水在这里汇合;这里还是东南各省通往大西南的公路枢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怕美军卡住海上通路，便更加疯狂地向湘南、广西进攻，企图打通从北平到两广的大陆交通线。衡阳，肯定会有一场恶战。听了他的话，我们才知道此刻面临的形势是何等的严重!
眼看就要离开扶轮中学了，平时感到乏味的学校生活突然变得那么令人留恋：夜自习时，我们在摇曳不定的微弱的油灯下，捧读那些用发黄的纸印制的战时课本，油烟熏得鼻孔发黑;开饭时，端着一碗掺杂着红薯的糙米饭，从盛汤的桶里舀上一勺汤，捞上几根沉在桶底的萝卜条，吃得蛮香。遇上“打牙祭”，洗净脸盆，“奉献”出来装肉菜，嘻嘻哈哈地就像过节那样兴奋……同学之间也更亲热，相互在纪念册上题词留念。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和同班同学翔像往常的周末那样，背着书包回家，从地处桐家垅的扶轮中学向江东苗圃走去。那天，天空晴朗，微微的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穿着白衣黑裙的我俩沿着铁轨行走，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背着《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们正准备迎接在扶中的最后一次大考。忽然，翔说：“学校答应我提前参加大考，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我吃了一惊，虽说对“别离”有思想准备，但还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我问她：“你去哪儿?”“回湘潭。”我知道，她的爷爷、爸爸、继母和妹妹都在那儿。“呀，那怎么行，鬼子来了怎么办?”“我就到益阳桃花江去，那儿是游击区。”听了她的回答，我很佩服，到底是“勇敢的人”。翔那时不过十六岁，比我只大一岁，却比我沉着得多。我们相识才半年，但她那传奇式的经历感动了我。那是在一次熄灯铃响过以后，她在宿舍里小声地讲她女扮男装闯过日本鬼子封锁线的事，我听了以后就以《勇敢的人》为题，写了篇墙报稿登出来。她这样的人当然能去游击区。我呢，是只翅膀没有长硬的小鸟，只能跟着父母逃难：被侵略者的铁蹄驱赶着，从出生地东北营口到了上海(我唯一的弟弟死在“八一三”炮火中)，又到武汉、衡阳，谁知今后会逃亡到何方?那天回到家里，我就给翔的纪念册上题了词，记得我写道：
“半年的聚首，被晴天一声霹雳驱散，抑下悲愤的情绪，让我说几句勇敢的话，献给你这勇敢的人。没有离，又何来重逢的欢欣!无论在哪里，你都还有世界上最忠实最可贵的朋友，请记住，请永远记住，你绝不是孤立的!面对敌人的屠刀、血腥的人生，战斗吧，去创造你伟大的前途!”
翔离开衡阳的那一天，我和班上的另外两位女同学——楣和野去火车站送她。开车时间还早，站在站台上，翔要求我们每人为她唱支歌。唱了《中国不会亡》，又唱《怒吼吧，黄河》，最后，老家在湖北的翔起个头，我们齐唱：“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敌人的坦克车，冲不破我们的阵营;敌人的飞机大炮，炸不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是时候了!……到前方去，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洞庭湖畔，筑起一座倭奴坟!在东亚大陆，竖起民族解放的旗旌!”激越的歌声引得乘客们围拢来。这时，开车预备铃响了，我们才意识到真的要分离了。翔在车里，我们隔着车窗相望，翔的脸紧贴着车窗，她的鼻子被玻璃窗压得扁扁的显得有点滑稽，可我笑不出来，泪水止不住涌出来……
再过两天，我又送走了楣和野，楣回长沙，野去了柳州。
她们走后，衡阳已完全被战争的阴影笼罩了。铁路局撤退的日子已定，我们要去广西金城江。包括我家借住的两间农家茅屋在内的苗圃一带将被守军进驻，有一个来察看房子的军官告诉我们，上级命令要在衡阳打一场保卫战。决不让日寇侵占衡阳，他那肯定的语气给了我们以希望。
临行前，憨厚的房东请我们全家吃了一顿饭，摆在桌子上的有我最爱吃的腊肉腊鱼，其余的菜连一碗南瓜在内，也全放上了红红的辣椒，妈妈搂着房东家的细妹子哭了，细妹子也抹开了眼泪……
别了，我的简陋温馨的茅屋，我的苗圃，我的第二故乡衡阳!
金城江大爆炸
广西金城江，一个秀丽的城市。就在金城江边的一间废弃的大仓库里，住着我们从衡阳逃难来的十几家。相互都只用床单隔开当墙。我们没有床，便用几口箱子拼成一张床，一家人在这里便算暂时安顿下来。
虽然离开了衡阳，但衡阳的安危时时在我们心中牵挂。从报纸上看到前方的情况很不好，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这些天，从长沙、湘潭、衡阳一带逃来许多难民，他们带来的种种消息令人沮丧和愤怒：长沙大火，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中，终于陷入敌手。关于衡阳的消息更让人揪心：敌人攻占长沙后就扑向衡阳，重兵大炮团团围住，天上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里起了大火，到处是断壁残垣。从6月28日起，在四十个日日夜夜的惨烈的保卫战中，守城的将士们饥饿多病，破衣烂衫，在烈日下，在暴雨里，在战壕内浴血奋战;隆隆的炮声，不断的枪声、喊杀声，在湘江上激起巨大的回响。保卫战的胜利，日寇一个团长和他的参谋长重伤的消息，曾一度鼓舞着后方的人民。可是，不知怎么的，后来守军却放下了武器!8月8日，衡阳陷落了!血染衡阳时，孤城周围的稻田已呈一片金黄。
我担心着白皙文静的楣会不会冲出火海，倔强豪爽的翔能不能逃出虎口，担心着留在衡阳的老师同学和房东一家是否平安，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就在那个8月，一个炎热的中午，妈妈还在屋里做饭，我穿着短袖衬衣和裙子，脚上穿着双木拖板，一边哼着歌，一边在门外洗头。突然，“轰隆”一声，从火车站那边传来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连串像炮弹爆炸的声音。爸爸妈妈拉上我急忙向郊外跑去，一直跑到离家几里远的一道山沟里趴下。耳边炮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不断，远远地看见城里和江边都燃起了大火。我们焦灼地等了约摸三个多小时，天色已近黄昏，爆炸声渐渐弱了，我们才往回走。走了一段路，只见家的那边冒着浓烟。不好!跑到跟前，我们呆住了!那是我们的家吗?冒烟的一片废墟，几十堆火烧后的衣物的余烬!邻居们蹲在自家原来的铺位前对着火堆哭喊，在寻找着什么;我和爸爸妈妈用棍子拨开属于我们的几堆余烬，藏在箱子里的床单、被子、衣服，全都烧得只剩下焦黄的一小片、一小片了，片片都只有巴掌大，爸爸一把抓住刚才急逃时来不及带走的那个烧得变了形的小铁箱，使劲打开一看，里面存着的他和妈妈两人当月的工资——我们全家的活命钱全成了灰烬。我哭着还在火堆里扒着，竟然扒出了一口铁锅。“带走吧，以后不愁烧饭了。”同样遭难的邻居好心地劝慰着。我们三个人面对着烧毁的家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天已沉沉地黑下来了。全城大火以后就下开了细雨(其实不是雨，是汽油库爆炸以后迸发的油雨)，穿着单薄的身上不禁发抖，半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废墟。
那天晚上，我们暂时住在车站的一间小屋里，爸妈的同事闻讯赶来送我们几件旧衣服、两双旧鞋和一个箱子，妈妈借钱买了一块布，准备赶做衬衣衬裤。那一夜，有月光，敌机乘机偷袭，一连拉了四次警报。这天，我因连惊带受寒，打起了摆子，折腾到半夜，全家才入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房门大开着，装着那点衣物的箱子连同妈妈赶做了一半还带着针线的衬衣衬裤都被小偷偷走了。
若干年后，当我读到巴金先生写于一九四五年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我才知道当时震惊全国的连续三个小时的金城江大爆炸的原因，是停在火车站上的列车被敌机轰炸着了火，引起装满弹药的军车也连续爆炸。在那次大爆炸中，许多人的财产衣物毁于一旦，炸死的人不计其数，我们这些人算是幸存者。
独山，恐怖的暗红的夜
自从长沙、衡阳陷落以后，日寇乘势追击，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我们又离开金城江，到了贵州独山。
从金城江到独山途中，我们乘坐的粤汉铁路局的敞篷卡车刚要开动，我忽然从逃难的人群中看到楣和她的哥哥、嫂嫂，立时一阵惊喜：楣安然脱险了!爸爸和卡车司机打招呼，司机答应让他们搭车。楣却忧心忡忡地说，她爸爸不知走哪儿去了，她得和哥哥先去找爸爸。我望着她的背影，心里一阵发紧。
独山，是当时湘黔铁路可以通车的终点。在这儿，我们只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时，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
一天，我在街上遇见我在湖南耒阳时的初中同学桦的妹妹。一见她哭得红肿的眼睛，我就忐忑不安，预感到出了不幸的事了——果然，桦病危了。桦得的不是什么致命的病，只因一路逃难，缺医无药，耽误了治疗。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探望，她已水米不进、昏迷不醒几天了。她的母亲泪流满面，守在女儿床头;我可爱的小友桦蜷缩在一块木板上，被子一角露出两只枯瘦的脚杆。我的脑海里蓦然浮现她那轻盈的舞姿，那是在我们初中毕业的联欢会上，台前吊着一盏大汽油灯，照得舞台上亮如白昼，桦穿白衣黑裙，披着一袭湖蓝色的雾般的轻纱，在小提琴的悠扬乐声中，在我们几个女孩的轻声的伴唱里，她轻盈地旋转着，旋转着，那曲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配的是怀念故乡的词，往日甜美的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眼里流出失去故乡的人儿的忧伤……
我们强忍住眼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那间小屋。后来听说那天别后第二天桦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她也是十六岁，正值花季。
一入冬，独山就涌进从六甲、金城江一带逃来的难民。他们诉说这一路上的悲惨遭遇，使我们这些听者心惊胆战：在他们乘坐的向独山开来的小火车上，从车门踏板到车顶上，竟挤满了五六层难民。火车一进山洞，在一片惨叫声中，车顶上的难民被撞死或挤伤不少;火车走了一段路断了煤开不动，他们只好下车步行……谁知时过不久，类似的遭遇就落到我们头上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由广西窜到贵州，独山又吃紧了。从独山撤退的那天夜里，城里到处响起爆炸声和房屋的倒塌声，火光四起，半边天空呈现一片骇人的暗红。恐怖的夜呀!一阵阵爆炸声过后，周围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这些难民，这时登上了最后一列火车。火车上、厕所里、过道里、座位下，甚至行李架上都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人，大家焦灼万分，等待着火车启动，好赶在鬼子到前逃离这里。突然，车身晃动了两下，逃难的人们不禁欢呼起来，可是就这当啷两下，又死了似的沉默了。一会儿听说是司机要大家凑金戒指给他，才肯冒着生命危险往前开;一会儿又听说鬼子离这里不远了，车站上的职工早逃光了，司机也弃车逃跑了。我们这些绝望的难民们慌慌张张地又挤下车去。
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偏偏又下开了雨。人们没有任何雨具，就把货车车厢里的一捆捆白布打开来裹起头，披上身，扛着箱子，背着被子，扶老携幼，蹒跚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大出殡。
在逃亡的人流里，妈妈和我每人身背一床被子，爸爸背着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少量的衣物，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走吧，沿着黔桂公路，走到贵阳去!
独筑道上——一幅民族灾难的长卷
独(山)筑(贵阳)道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尽是逃难的人群。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幅妻离子散的战乱流离图，那一幅触目惊心的民族社会灾难的长卷，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天刚亮就走，直到天黑才找了个牛棚马厩睡下，有时连牛棚马厩也找不到就露宿。有一夜，找到一间被炸得只剩半边的屋子，靠着墙打盹，一片瓦砸在我头上，把头打破了。有一天早上，我被一阵孩子的哭声惊醒，一打听，知道是昨晚睡在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断气了，两岁多的孙子趴在她身上哭叫着：“奶奶，醒醒，我饿呀!”原来在上一天，孩子的父母和老人、孩子失散了，奶奶带着孙儿在这儿过夜。好心的同事帮着掩埋了老人，抱着孩子走了。
那一天，走到晚上，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找到一个空牛棚，连背上的被絮也没有解开，倒头就睡。刚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听到人们惊恐的喊声、哭声：“鬼子追来了，离这儿××里了，快逃呀!”“妈哟，妈哟，我怕!”“起火了!起火了!”紧接着是噼噼啪啪烧房子的声音，火光四起。我跳起来就和爸爸妈妈随着人流跌跌撞撞地走上公路。十几岁正是瞌睡多的年龄，我那时想，饿肚子还可以熬一熬，什么时候能让我痛痛快快地睡个囫囵觉比什么都好，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放不下一张能让人安睡到天亮的床，怎么就没有一片能够遮蔽风雨的屋檐呀!
一路上，常常看到和听到许多悲惨的事情。有些人走着走着，实在太累了，连背上的铺盖也没有解开就靠在公路两侧的崖壁上歇一歇脚，却从此再未起身，不知什么时候倒在路旁了，只留下亲人的一片哭声。每当夜晚，在那些临时的住地，时而听到凄厉的哭声叫声，那是孩子在呼唤爹娘，妻子在寻觅丈夫。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在逃亡中失散，也许就此与亲人永别，让悲痛永远吞噬心灵。
那时，公路旁卖饭的小贩很少，而难民很多，走得慢的到了落脚点就只好挨饿，所以我家让爸爸打前站。有一天黄昏时候，拐了弯，我和妈妈突然找不到原来一直走在我们前头的爸爸的身影了。这下急坏了!我们找遍难民们的临时住所也看不到他，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也没有回音。爸爸身上带着准备沿途买饭的钱，我和妈妈身无分文，却背着全部家当——两条聊以御寒的被絮。天寒地冻，一旦失散，必定是冻的冻死，饿的饿死。妈妈和我只好拖着疲惫的双腿再往前赶路去找爸爸。那时天已黑下来，正当我们几乎绝望地叫着爸爸的名字时，忽然听到“家月!音音!”急切的叫唤声，啊，我亲爱的爸爸坐在一间没有房顶的房子门槛上，身旁摆着的三个在路上拾的空罐头盒已盛了饭。我们立刻奔了过去，原来爸爸为了找我们也快急疯了。这失散的短短一两个钟头漫长得就好像过了几十年，生离死别的滋味，我总算尝到了。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就再也不敢分开走了。
那时，妈妈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是她身体本来就瘦弱，离开衡阳前不久还生过一场伤寒病，乌黑的浓发大半脱落了，病体刚愈就经历了金城江大火那场变故，家庭积蓄和财物损失精光，现在又忍饥挨饿地长途跋涉，不知她忍受了多大的痛苦。那一天，生性刚毅的妈妈实在走不动了，一下跌坐在地上，对爸爸说：“不行了，我走不了啦，你和音音走吧，别管我，鬼子来了，我跟他们拼了!”爸爸吃了一惊，一再劝说，妈妈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着一批批逃难的人赶到我们的前头，天色又渐渐暗下来，爸爸焦急万分：“家月，你不走，我也不会走，音儿也不会走的。你就是不顾自己，难道不为独养女儿想想吗?”我跪在妈妈的脚下，哭着求她：“妈妈，我们一块儿走吧，您走不动，我和爸爸扶着您。”我把妈妈身上背的被絮取下来也背在自己的身上，妈妈流泪了，在爸爸和我的搀扶下又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往前挪动。
有一天中午，我们走到马场坪。那天，爸妈和我都疲劳极了，打算就在这儿歇下，第二天再走。正在找住处时，听到有人喊着爸爸的名字，一辆卡车嘎的一声停在我们身边。原来这是铁路局的车子，司机招呼我们快上车，可以送我们一段路，我们便上了车。第二天听说，就在我们离开的当天下午，敌机疯狂地炸平了马场坪，死伤的难民不计其数。
起初，我们逃难的人沿着公路走，可是敌机赶来低空盘旋，朝着人群机枪扫射，许多人伤亡。铁路局一个科长的女儿才七八岁，肚子被机枪子弹打穿，肠子掉出一截。她爸爸一把抱住她就跑，懂事的孩子叫道：“爸爸，快把我放下，你们逃命去吧!”她爸爸怎么舍得把女儿撂下，抱着她走了一二里路，孩子就在他怀里断了气。
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我们只好改走山间小道，多亏前驱者沿途用粉笔在地上画上路标，才没有迷失方向。那天，我们走到一座桥边，桥已被敌机炸断了，只剩下一个个桥墩。桥下河床里的水不深，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结了冰的水里和卵石堆上小心地行走。这时，一股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押着几名壮丁，从后面大呼小叫地赶上来，嘴里骂骂咧咧，嫌老百姓走得慢挡了道：“他妈的，快闪开，给老子让路!”用枪托搡着人们向前走，妈妈险些被搡倒。本来看到他们殴打壮丁，妈妈就很气愤，这时再也忍不住了，责问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鬼子追来了，你们怎么不打鬼子，反倒欺侮老百姓!”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立刻拔出手枪：“妈的，不要命啦?再说，我一枪崩了你!”妈妈还要和他评理，被同事劝开了，我们拥着妈妈赶紧离开这帮家伙。
独筑道上，逃难的人们络绎不绝，都是从湘南、广西沿线逃来的;地上有敌军追赶，天上有敌机轰炸，人们受尽折磨。沿途时而有达官贵人的吉普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在我们身上撒下满头满脸的尘土……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那一个个白色的里程碑，一里，一里，又一里，近了，近了，向着贵阳，向着希望。
可是，贵阳还安然无恙吗?那一片我们向往的后方!听说，独山失守，贵阳告急，重庆震动，早已从贵阳飞到重庆的国民党高官们又准备逃往西康……他们，还要逃到哪里?难道逃到天涯海角，逃到美国去?
一队队神色疲惫、面黄肌瘦的老百姓，仍然奋力前行，向着贵阳。
贵阳，不是穷人的天堂
跋涉了十七个日日夜夜之后，我们心目中的大后方终于盼到了，贵阳城已在眼前。
我的腿肿了，木木的，脚下铅块一样沉重;一双手肿得像发面馒头。饥肠辘辘，公路边小贩们煨在炭火盆里的糍粑香味扑鼻而来，可是我们口袋里剩下的钱连买一个糍粑也不够了。到了城门口，我傻傻地对站岗的兵士诉说：我们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亲眼见到伤亡了那么多难民，这民族仇一定要报。他们神情漠然地扫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的心凉了半截。
贵阳，我真不知道，你带给我们的是祸还是福?!
刚到贵阳，见到的市面很萧条。听说日军占领独山后两天撤离了——侵略者的这一窜扰，使黔桂数百万人民蒙受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损失。“收复”独山的消息给达官贵人们打了强心针，贵阳很快恢复了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景象，饭店酒楼宾客满座，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穷困。
从离开金城江起，爸爸妈妈就没有领到过薪水。到了贵阳，生活更艰难了。我们十几家人家在一间大房子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贵阳阴湿多雨，冬天特别冷，水泥地上只垫上一床薄薄的棉絮，睡在上面感到彻骨的寒(可能是那时削弱了免疫力，两年以后我生了一场严重的肺病，后来转成粟粒性肺结核，几度在死亡线上挣扎，一病就是四年)。物价飞涨，一天一个样。我家到贵阳过的第一个年，只是一碗豆腐渣就一锅粥。
有一回，我捧着一只一磅重的小热水瓶，到街上老虎灶泡开水。正当快步走回家时，绊了一下，我摔倒在地上，膝盖一片青紫。回到家里，爸爸看到家里唯一的一个热水瓶被打坏了，一气之下就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那是最疼爱我的父亲的一掌呀，过去他不仅没有打过我，连呵斥也没有过(小时候，急性子的妈妈倒处罚过她那不听话的女儿)。记得初到衡阳时，我才八九岁，一天跟着邻居的大孩子到池塘里摸菱角，天色晚了还没回家。妈妈焦急地到处寻找。当她找到池塘边时，我两脚都糊上了泥正爬上岸来。见到火冒三丈的妈妈，吓得我没命地奔跑。跑到家门口，爸爸把我揽到他身后，笑着劝说，不让妈妈靠近。那一刻，我感到世上最爱我的人就是爸爸了……
我憋了两天，没理爸爸。看到爸爸带有歉意的目光，我又心软了。我想起了许多事情：爸爸原先是个胖子，可这两年来明显消瘦了许多;他原来最爱吃肉，可是不知有多久没尝到肉味了;为了养活一家人，中、英文都很有根底的爸爸在美军机场做苦力。一天，因为妈妈的病去晚了五分钟，被大鼻子工头喝令“滚回去”，在家急得跳脚，只好屈辱地求工头再去复工——这，都是因为贫穷呀!
在贵阳，我遇到了扶轮中学的同学“胖大娘”(同学们为什么要给这个可爱的女孩起这个绰号，我忘了。叫她这个绰号，她从不生气)。她的家和野的家都在柳州。当我向她打听野的消息时，她告诉我，野从衡阳回到柳州后，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遭到了继母的虐待;还听说，柳州沦陷后，野和另外几个年轻人一道被鬼子抓去了。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还要让野承受这样多的苦难?聪慧刚烈的野，写得一手催人泪下的作文的野，你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了吗?
虽然受到生活的煎熬，我还是朝思暮想要继续上学，特别想进国立十四中，不仅因为可以得到公费，食宿免费，每月还发一点零花钱，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能读书，而且因为国立十四中的校风好，办学严谨。我的课本都在金城江大火中烧光了，只好借别人的匆匆复习去应考。考后，心想肯定考不上了，出路又在哪里?正在彷徨、困惑，看到大街上挂着青年军招兵的横标“十万青年十万兵”，对，热血青年何不投笔从戎，打鬼子去!一大早，便和“胖大娘”找到了青年军的驻地。当时，他们正在开饭，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肉香，我们站在食堂门口，问端着饭菜出来的学员吃什么，回答是“木耳炒肉”，我俩相视一笑。报名处的人问我俩有什么特长，我们说：“会唱歌，会写美术字。”那人说，我们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女兵，让我们第二天去填表，办手续。
真要走了，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件事我还瞒着爸爸妈妈，要不要告诉他们呢?他们会不会同意呢?正在为难，“胖大娘”风风火火地跑来，大声喊道：“你考取了!”“什么?”“考取国立十四中了!”我俩赶快跑到大街上看榜，开始心太慌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再屏气凝神，一行一行地找。啊，找到了我的名字，激动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胖大娘”没考上，后来进了战中)。
我急忙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
总是难忘马鞍山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成了国立十四中达夫级(十四中有这么个传统，都以级任老师名字为级名)高二班上的一名插班生。这时，几经周折，我与翔、楣恢复了通信，她们在经历颠沛之苦后也都各自进了国立中学。
国立十四中，在抗战时期以学生学习成绩突出、教学严谨而享誉当时的大西南后方。它的前身是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抗战初期由南京迁到贵阳，一九四一年改名为国立十四中，在马鞍山麓、南明河畔辟荒建校，依山势起伏盖起了以竹木为干、泥土为墙的简易校舍。入学以后，我感到这所学校真是名不虚传，任课老师都很优秀，特别是国文老师钱淑仪更是令人难忘。钱老师古典文学根底极好，出的作文题不落俗套，充分给人以心灵驰骋的天地，她对学生作文的评语又那么中肯，我感到上她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在这样的学校生活里，我找到了温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满街张灯结彩，到处响起鞭炮声：“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人们欢呼着，几乎全城的人都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大街上。我们全家也沉浸在欢乐里，抗战胜利带来了希望。
我们渴望祖国真正列入“四强”行列，人民成为“四强”之一的国家的国民，渴望和平安宁，享有真正的自由。可是时隔不久，事实便粉碎了幻想。钱淑仪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胜利之后》，同学们抒发着各自悲愤的心情，我的那篇作文被老师批了“有血有泪”四个字。我们在课后就去书店、报摊上站着读那些进步的报纸和《民主星期刊》《观察》《文萃》等刊物，这些报刊使我们开始觉醒。
这时，昆明西南联大爱国学生奋起反内战，争和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消息传来，我们悲愤难忍。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教室里复习功课，忽然从窗缝里塞进一卷纸。打开一看，正是关于揭露昆明“一二·一”惨案真相的传单。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赶快追到教室外面，可是已不见人影了——当时，我好激动啊，肯定我们学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可惜我没有遇见他们。
在十四中，我认识了琦。琦和我同级，同一个宿舍，床连着床。有一天晚饭后，我俩沿着南明河散步，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东北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鬼子侵占东北后，让她父亲仍然当站长，他不愿当傀儡，敌人威逼利诱，他仍然不从，便被枪杀了。琦在诉说时，眼眶中嵌着两颗晶莹的泪珠，声音有些颤抖，我不忍心也不敢正视她的脸，默默想着：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为国捐躯的人，他的妻儿却无人过问，孤苦地流浪，如果不是有一个好心的亲戚帮助，岂不早饿死在街头;而那些搜刮民脂民膏、发国难财的家伙，摇身一变却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飞来飞去地做“劫收”大员了。
这些日子，传闻甚多，同学们心绪不宁，担心着学校的前途，自己的前途。胜利了，铁路要“复员”(我的爸爸妈妈将要回衡阳)，教育也要“复员”，听说国立中学都要解散。难道我们学校也逃不掉这个命运?
校长出外开会归来，带来不好的消息：学校提前大考，大考以后就解散、复员、返乡，各走各的路。惶恐，战栗，占据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多么爱这个地方，爱这所学校——这里的学习空气，这些朴实的同学。过去我们班八个女同学还为一些小事争执过，而现在这一切都冰释了。我们一起上夜自习，散步，进城，蹲在南明河水浅的地方洗头，在宿舍里边洗脚边聊天。我多么留恋这些老师，现在他们收敛起了以往的严词厉色，笑眯眯的反使人难受。我们现在多么珍惜剩下的分分秒秒，经常徘徊在过去不经意的角落，想在别离前发掘一些过去尚未发现的美景，而这里的山水都好像有意在每人的心底留下永恒的纪念，因而显得格外的青，格外的绿。我爱这里的环境——那深邃的幽径，蔚蓝的天光，黄昏时的歌声;爱这里的一切，连同那丑陋!而我竟就要离开她了，我不愿啊，不愿像一阵风一样来去倏忽，她是我的又一个故乡啊。钱淑仪老师用她那遒劲的板书，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了最后一篇作文的题目：《别矣，马鞍山!》。写到末尾那个惊叹号，咔嚓一声，粉笔断了!我看到这个题目眼里就涌出了泪，这时我才体会“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句话的意味。
大考结束后，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班开同乐会。散会后，我们全体踏月送级任老师冯达夫回家。从他家回校时，有人提议上马鞍山，大家都热烈赞成。爬上山顶，在草丛中坐下，极目四望，心境开阔到了极点。天是更高更蓝，月是更清更冷了。记不得是谁倡议，我们异常真诚地轮流叙述自己的经历和今后的梦境。外表傲慢，曾被一些女生恨过的宽贵诉说了自己的不幸：他的父亲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母亲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从未有过母爱，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几次险些夺去他幼小的生命;目睹抗战胜利后社会更黑暗，当局更腐败，他问：前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他的话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一个个都诉说自己的不幸。琦讲了她父亲殉国的经过，她的声调哽咽了，我将头埋在胸前，任凭泪水沾湿了衣裳，所有的同学都哭了。沉默了一会儿，我勉强讲了逃难的经历，说：“我的梦境是想替穷人多做些事，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时，平日大家认为最博学多才而又最骄傲的承元站了起来，请我们大家原谅他。他说，老实讲他一直不曾看得起我们这一群，觉得我们没有一个配做他的朋友。他认为，没有不幸遭遇的人不会对贫苦人有真正的同情和爱，没有惨痛经历的人不足以与之言人生。前两天，他还写了一首诗讽刺班上这些同学，现在他要自己撕掉烧掉那首诗，他承认自己以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他愿意对每个同学赤诚相见。我很敬佩他的坦诚。这时宽贵又说，请大家原谅他，因为他今晚哭得太多了。承元却说，希望大家今晚的哭，不仅仅是为琦的不幸，也不仅是为各人自己的苦难，而是为了马鞍山下千百万不幸的人们。今后，不论所走的路怎样，但目标应是一个——为穷苦人服务。正当二十颗年轻的心在震撼着，不知由谁起头，大家唱起了《天伦歌》：
……
奋起呵，孤儿!
惊醒吧，迷途的羔羊!
收拾起痛苦的呻吟，
献出你赤子的心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劫。
浩浩江水，
皑皑白云，
庄严宇宙万古存。
大同博爱，
共享天伦。
那雄浑庄严的歌声，在茫茫夜空中久久激荡……
清晨四点钟，我们走下山来。
我永远难忘马鞍山顶这一夜。这歌声，留下了世界上最难得的真情。我相信，我的同学也不会忘记。
一九四六年六月，告别了南明河，告别了马鞍山，告别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我只身搭上了烧木炭的一步三喘的长途汽车，在崇山峻岭间艰难地颠簸几个白天，在“鸡鸣早看天”的山间竹屋住上几宿，向衡阳进发(而后，再去陌生的故乡，读完高中)。回首望山城，面貌越来越模糊;抬头看前方，我感到我的命运就像那蜿蜒起伏的沿山公路一样令人感到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