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占有地利之便，犹如在满洲里做边贸的多数是哈尔滨人一样，在往来于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上干国际贸易的多数就是北京人。而普遍评价，北京倒爷名声不佳。
在莫斯科的地铁和商场，办公室和餐厅，任何公共场合绝对没有人吸烟，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地铁上尊老爱幼让座成风。在办事处或销售点，只要有两人以上，人们必定自动排队绝没有谁插队加塞儿。听得有人吐痰，扭头去瞅，那多半是中国人。当两国关系解冻，俄国人对久违的中国人充满了新奇与热情，表示出相当的友好与尊重。但大批涌向俄罗斯以跑单帮的原始形式开展国际贸易的，多半不是衣冠楚楚的官员，也不是谈吐文雅的学者，甚至不是安分守己的普通公民。敢于闯荡国外的，多数成分原本文明程度就不高。俄国人给他让座，他大大咧咧坐下，不唯不讲一声谢谢偏要操了京片子来一句：丫头养的，傻帽!再加上为牟取暴利倾销伪劣商品，有发臭的鸡毛服和掉色的皮夹克，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损毁着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但对倒爷们也不宜一概而论。也许是经过法律清洗和秩序整顿，再加上我出发赴俄是在九月底正当中秋和国庆前夕，我们乘坐的那趟列车旅客不甚拥挤，车上状况也堪称良好。就在我们相邻的包厢，三位北京小伙子带了三百件皮夹克，行包重量绝对超过标准许多倍。因为他们和北京站的负责关卡的头儿有关系，他们小山似的包裹在磅秤上比划了一下就大摇大摆进站了。这自然使人惊叹“关系”的无孔不入。
多数乘员行李都不是太多。而为了节省重量，许多人将随身牙具等必备用品掖在腰上，沿途吃食方便面火腿肠之类则到二连浩特再买。二连浩特的不知真假的二锅头则价格翻了一番，所谓既然你是倒爷能赚钱，更有赚钱人先来赚赚你的钱。
由于全车几乎都是北京倒爷，我们几个是老西儿而且持有公务护照，老西儿无形中就有些孤立。倒爷们心态不平衡，对公派人员甚至有些隐隐的敌意。
但人际关系在于沟通。我的性格原也粗放，我的经历原也能和任何人平等往来;漫漫旅途上几天接触，和北京倒爷们便也相安无事乃至有若干友好的交谈。他们当中有北大的毕业生，有辞职的机关干部，甚至还有一位音乐学校的讲师。这位讲师姓权，年轻的倒爷尊称他为权大叔。权大叔却绝不是冒牌的讲师，因为他的笑声属于“美声笑法”，音色漂亮，发自丹田。权大叔们得地利之便，占风气之先，断然抛开吃不饱饿不死的铁饭碗，到漫长的铁路线上来闯荡江湖，谋求新生，他们无疑是勇敢的。他们赚钱发财，无疑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般，大家平均一个月跑一趟往返;生意紧俏，两个月跑三趟，格外急迫，一个月就要跑两趟;从莫斯科乘飞机赶回北京，一边备货，一边套购黑市车票，马不停蹄，穿梭往来。最初车上没有行李限重的时候，包厢里乃至过道上堆满了货物，大家倚靠包裹几乎是站着睡觉，每趟倒腾赚取三五万人民币不在话下。如今虽有限重，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买通关卡多带货物或精心选货扩大利润，赚钱数额也颇可观。倒爷们不无保守地透露：最笨的笨蛋，跑一趟往返也要赚一万块钱!
但公允地讲，倒爷们也真不易。就我所目击与听权大叔们介绍之耳闻，倒爷们赚的是往来奔波的辛苦钱，是惨淡经营的血汗钱，甚或是充满风险的卖命钱。通过海关时，无论中国还是俄国边检人员都对欧美人比较客气。那么倒爷们购买车票之初就开始动脑筋，要争取尽可能和他们买在同一包厢。带货上车要尽可能多，通过海关时又要藏匿货品使行李显得不那么多;以便尽可能少交罚金乃至顺利过境——我们相邻包厢带了几百件皮夹克，到过境时竟然只剩了几十件;原来早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卸开天花板，货物都上顶子啦!
为了沿途售货，许多几乎是文盲的倒爷偏又下功夫学习俄语，日常叫卖用语竟也喊得滚瓜烂熟。而从车窗收取卢布，忙乱中又要防止收了假钞——话音未落，我们那节车厢就有人收了假钞两种：一种是手绘的一万卢布，几可乱真;一种是五千卢布后边又剪贴了一个“零”的五万卢布。
卖到卢布在莫斯科兑换美金倒是极其方便，任何银行和满街的银行服务车都可以按当日汇率换到美金。赚到美金携带出境却极困难。小车钢管内、皮鞋底子里，男士皮带夹层、女士隐秘部位，想尽办法藏掖，否则被海关查出属于外汇走私一律没收。不带现钞买了东西带回，做来往生意岂不更好?却也不尽妥当。外烟便宜每人限带两条，洋狗利润丰厚又禁止携带。俄国海关查到没收一半，中国海关则全部没收。中国海关偏是不怎么查外国人，查验中国同胞格外严格，大包小包查个底儿掉嘴里还连连念叨：就是中国人爱带违禁品!查到香烟使麻袋装走反正也不打欠条。而不论跑单帮还是办公司，在莫斯科都不是“白居易”，常有遭抢的危险……
权大叔用美声笑法笑着说：张作家，你说累不累?
那么，大家不兴不跑单帮，在北京首都家里平躺了身子老婆娃娃热炕头何等安逸?这就是抬杠了。从消极方面讲，大锅饭最安全，可惜锅里没有几粒米;从积极方面理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杠杆启动了人们的原欲和创造力。没有什么人号召做报告，也无须表彰鼓励发奖状，哪儿出现差价，哪儿能产出利润，哪儿就会有商人，哪怕他们只是些名声不佳的倒爷。
依然需要公正地评价，追逐利润的倒爷们在无形中做着大为有益的事情。正如倒爷们自己讲的：沿途瞧瞧，在莫斯科看看，咱们打扮了多少女洋鬼子!替咱中国处理了多少积压商品!给咱国家带回了多少外汇!咱是发了点小财，但咱是不是也算为祖国母亲做出了那么一点点贡献呢?
而跑单帮尽管赚钱，倒爷中的心存大志向的人，却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比方那位北大毕业生就认为：单帮跑下去，也许永远能赚钱，但你永远只能是仅会简单原始积累的倒爷，你永远处在最底层面。要赚大钱，要干大事业，还是要办公司。倒爷确实中有心存高远一流人物，应该说我对倒爷们并不一概而论，属于实事求是。
我所乘坐的那趟列车是在十月四日抵达莫斯科的。正是坦克车炮轰白宫的当天。讲的豪迈一点，枪林弹雨都未能阻挡操作国际贸易的当下的倒爷们和未来的巨商们杀向市场!
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北京倒爷上货对路、销货快捷;日常俄语也过关，但他们却不是蒙古倒爷的对手。也许由于蒙古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发声方法更为接近，“得儿嘟鲁”吆喝牲口似的;更可能因为蒙古与前苏联的友好关系，蒙古人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蒙古倒爷们俄语都讲得特别流利。于是，他们与俄国购物者的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而语言可以讲是操作国际贸易中的第一等重要的因素了。蒙古倒爷明明是从北京上的皮衣，有的家伙却要公然叫喊;蒙古皮货好啊!中国的皮夹克是马皮的啊!因而，同一趟车上，往往是蒙古倒爷最先卖完货品，而且能卖得最俏的价钱。
北京倒爷自然大骂出口，连声咒骂，但他们等蒙古倒爷售货完毕又会来请求帮忙甩货;蒙古倒爷却也乐得帮忙，以便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所谓“拼缝儿”。缝儿大小双方认可大约在l0%左右。比方一件皮衣卖六万卢布，蒙古倒爷每甩一件收取五千的样子，但中国人原也不傻，他的皮衣自己叫卖也许只卖五万五。
说来真巧，我的那个包厢里就有一位蒙古倒爷。在北京刚上车，看他像是我们太原北郊区一条矮壮汉子，搭腔招呼，才知是蒙古公民乌兰巴托人氏大号巴彦勒尔。六天六夜同行同宿，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尽管他的汉语只会讲“北京、姑娘、好”几个单词，而我们根本不会半个蒙古词。但相互交流的愿望无坚不摧，比比划划连带表情包括形体语言甚至借助图形符号，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实在无法沟通，巴彦勒尔就去喊同一车厢他的同胞一位蒙古姑娘。姑娘留学彼得堡，据说找了一个英国人做丈夫，她的英语不错;而我们则请来北大毕业生，小伙子的英语也能勉强;于是谈话双方借助两个翻译运用三种语言，终于能够达到沟通。
看了我的护照上的出生年月，巴彦勒尔拿了他的护照要我看，同时嘴里吐噜吐噜双手在耳边煽动：原来蒙古习俗也讲属相，我们两人都属猪，他比我小着一轮儿。从他的护照上看出，巴彦勒尔不仅往返北京莫斯科极为频繁，甚至去过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除了俄语，他并不掌握其他外语，我不能不由衷佩服他闯荡世界的勇气。当然，他的学习精神也十分可贵，一路上努力向我们学习汉语，一个单词重复百十遍不厌其烦直到掌握为止。六天旅途下来，分手的时候他竟然已能讲出相对完整的句子，其中一句是他伸出大拇指鼓励自己：下次我们再见，我的北京话“这个”!
巴彦勒尔八岁丧父，寡母将他一手拉扯成人。他服役当过兵，当兵时正是中苏中蒙关系紧张的年代。他描述当初情景：枪口炮口指向中国，上边都说“可以”;要是恶作剧，将枪炮指向苏联，上边就说“不行不行”。那么现在呢?他说，俄罗斯“大大的”，中国也“大大的”，他们部队的坦克炮管只好朝天支放以免得罪任何一方。后来，他在俄国伊尔库茨克留学五年，留学期间找了同学蒙古姑娘做老婆，夫妻俩生有两子一女。称他老婆，他用“姑娘”一词。途径乌兰巴托，家人没到车站看他，他说“姑娘不知道”。但他却向接站的朋友交付了两箱北京买的可乐和雪碧，要朋友们转给他母亲和妻子。
两个儿子，一个十四，一个十二，巴彦勒尔都介绍是“小伙子”。小伙子十分捣蛋，他要在家则都是规规矩矩，每人分一两筒饮料去喝;要是他不在场，估计小伙子一人会抢一堆，没人管得住。差不多他跑一趟往返，两个小伙子的运动鞋就得穿坏一双。他连连摇头叹息：小伙子啊!一副好生无奈的样子。对于八岁的女儿，巴彦勒尔随身带了照片，一路上不时取出来请我们多次欣赏。几乎可以讲：无论怎样一个女儿都是普天下做父亲的掌上的明珠吧!
每跑一趟，巴彦勒尔能赚将近两千美金。赚了美元“道勒”，每次他都要给母亲几百元，其余的交给“姑娘”。对于女儿，他比划着身高个头也介绍是“姑娘”，也能有三五十个“道勒”的零钱。问起他家小伙子的表现，两位小伙子规规矩矩低眉顺眼;但八岁的姑娘会给父亲汇报实况，所以巴彦勒尔在大腿上磨磨自己厚重的巴掌比划着说，这就是给小伙子们的“道勒”!
当列车驶出乌兰巴托站台，巴彦勒尔兴奋地指给我们看一座相当惹眼的高层公寓楼。在高楼第七层有属于他的三居室的住房，房间里还有电话。不妨认为，他是蒙古体制改革后头一批富起来的人们中的一员，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一名蒙古新贵。
沿途，巴彦勒尔出售的货品，有兔毛风雪帽和女式内裤胸罩。另外，他还随车托运了一百件皮夹克。由于语言便利，信息准确，他对于途中什么好卖，莫斯科什么赢利，可谓了如指掌。一只风雪帽，北京雅宝路大市场上货不过十四五元，途中可以卖到六千卢布大约折合四十元出头，差价惊人。单是他随身所带二百只帽子获利就接近六千人民币。而且，还没到销货最火爆的秋明站，他的货就早早甩完了。点着整沓的大面额卢布，巴彦勒尔好不心满意足;而看看瘪下去的行李包，他又连连叹息好生遗憾。
我们同一包厢的徐先生乃至别的北京倒爷自然都看中了巴彦勒尔的售货能力，大家都请他帮忙。巴彦勒尔却也相当热心，略无推诿。并且，他不要赚取差价好处，他只是将自己千元以下的小面额卢布兑换成刚收到的大面额。因为，他清楚到莫斯科兑换美金时，银行喜欢接收大面额卢布而不是相反。大家感谢巴彦勒尔帮忙，拎出二锅头请他共饮，这位属于豪饮民族的蒙古汉子却滴酒不沾。他比划着割脖颈的架势讲，他要喝酒，“妈妈这个!姑娘这个!”我想，他原先不仅喝酒，大约喝得还特别凶。又想，远离母亲和妻子尚能如此自我约束，这位蒙古哥们应为难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