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读过几年书，性格乐观开朗，爱唱歌，母亲曾是村里的文艺队员。他俩一辈子以种地为生，是勤劳乐观的农民。
父母养育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我们相继出生于上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时农村很贫穷，不但极少有鱼肉吃，就连吃一顿干饭也是很稀罕的事，我们是吃稀粥和杂粮长大的。
那个年代粮食缺乏，村里人日常都是煮一锅稀粥吃上一整天。记得曾经有一天，母亲跟我说：“今天晚上煮一顿干饭吃。”我马上就欢呼起来：“好啊，今晚煮饭吃啰!”然后我跑出门去，找一起玩的小朋友，向她们炫耀说：“我家今晚煮饭吃。”馋得有个小朋友喃喃地说：“我家要是也煮饭吃多好啊。”
在这样贫困的年代，父母养一大家人很不容易，但面对困难，父母没有愁眉苦脸，没有唉声叹气，而是积极努力，坦然乐观地面对。家里主粮不够吃，就起早贪黑去地里多种杂粮，如玉米、芋头、番薯、木薯等。虽然有时候一个月也见不到有鱼肉吃，但我家的厨房里每天都有一锅稀粥和一种以上的杂粮给我们充饥。
父母种很多杂粮，其中木薯不是好杂粮，有毒性，少吃没问题，多吃会中毒;但这种杂粮容易种，产量高，所以村里人都种有木薯。有一天，我因为太饥饿，就多吃了几口木薯，结果中毒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睡得朦朦胧胧醒来，感觉身体不舒服，头晕想吐，我自己猜想可能是吃木薯中毒了。怎么办?这时只能叫醒在里屋睡的母亲，向她报警：“娘啊，我吃木薯中毒了，很不舒服。”母亲听后没有慌张，她在床上淡定地说：“妞不怕，娘放有几个白萝卜在庭院里，你去拿一个啃几口就会解毒啦。”听了母亲的话，我自己走到庭院，拿起一个萝卜吃了几口，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哇啦啦地吐，吐完后就感觉好多了。后来我再也不敢多吃木薯了。
为了一大家人的生计，勤劳的父母常常睡半夜起三更，因为不但要解决粮食问题，也要解决油盐钱的问题。为了换油盐钱，父母要上山砍柴，烧炭，然后挑去集市卖。有时候我们早晨刚起床，就看见父母已经担柴去卖回来了。有一天，父亲从山上烧炭回来，满身黑乎乎的，还弄了个大花脸，我一看见，就止不住嘻嘻地笑。父亲见我总在笑，就嗔道：“笑啥呢?像个傻妞。”我也没说他脸上画猫猫，就一直笑到他把脸洗干净。只见父亲洗完脸，又哼起了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生活虽然艰苦，但父母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干劲，他们每天都是朝气逢勃、精神抖擞的模样。在生产劳动上，父母总是干劲十足;在生活上，他俩总是有说有笑的。特别是母亲，白天忙碌一天，晚上还去村文艺队排练节目，她演粤剧，扮花旦，当时附近几个村的人都知道她是演艺“明星”。我们村文艺队每隔三到五个月就在村里公开演出一场戏，村里人只要知道晚上有“大戏”看，都争先恐后地拿着或长或短、或高或矮的凳子去演出广场占位置。文艺队的人在村里的小广场竖起几根木桩，拉两块深红色的幕布，这样戏台就布置好了。那个年代没有电灯，演出照明是用两盏汽灯，汽灯就挂在戏台前幕的两边，把整个戏台及附近照得亮晶晶的。当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只听见锣鼓喧天，喇叭声声响，这时村民观众们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等待前幕开启，演员上台。这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急切地等待着母亲的登台亮相，看到她登台表演时，我们就用力鼓掌。因为当时没有电影电视看，所以看“大戏”就成了村民娱乐享受的精神大餐，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聚精会神地看到节目演完闭幕才散场离开。在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我母亲都是引人注目的演员，我们为她而感到自豪。
我父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担任生产队长，是农业生产的“明星”;母亲长期参加文艺演出，是引人注目的花旦，是周边多个村庄知名的演艺“明星”。他俩在生活的重压下，在贫困的生活中，也有精神的追求，也能乐观地面对贫苦，积极地经营着苦中有乐的人生。虽然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俩勤劳乐观的性格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兄弟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