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姐夫去世了，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实人永远沉默了。
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比我的大姐夫更加沉默能忍的人，他一辈子的话语，可能还不及那口若悬河、天天滔滔不绝作报告的人一年说的话多。他仿佛完全活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交际，没有交流，不愠不怒，不急不躁，所有的苦乐烦恼悲喜忧思都闷在心里，从不与人道。人都有七情六欲，可他始终是一副沉静如水的样子，或许，独坐一隅，默默遐想，才是他稳定内心，消化情绪的不二法则。晚年的大姐夫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多次住进医院治疗，终究未能起死回生。我想，一定是他的心背负太多，实在累得跳不动了。他的死也是静悄悄的，坐在沙发上，头一歪，就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谁也不知道他最后带走的是怎样的心思。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太过善良，老实得让人可怜，父亲担心她嫁得不好，一生受罪，就想着给她找个老实可靠的男人。隔壁的后福娘就把她的大侄子也就是我的大姐夫带到了父亲面前。年轻时的大姐夫相貌英俊，他中等个，鼻梁高挺，大眼睛明亮有神，斯斯文文谦谦有礼的模样里透着良好的教养，父亲一看就中意了。当时大姐夫已经岁数不小了，年近30，足足比大姐年长9岁。大姐有点不乐意，父亲却不以为然，他方方面面替大姐考虑，觉得再没有比大姐夫更好的选择，理由有三：一是大姐夫大户人家出生，有文化教养又老实可靠;二是大姐夫是吃公家粮的，每月有固定工资，生活不愁;再就是大姐夫没有家庭负担，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在上海另有家庭，长期不归，只有两个弟弟，都已成人，大姐嫁过去不会像别的媳妇一样受姑婆欺负。只是，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姐夫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闷葫芦，一天到晚说不了一句完整话，难得开口说点什么事，牙缝里吐出来的字眼，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能把人急死。他每次到我家，见了岳父母，从来不喊，咧开嘴笑一下，就算打了招呼，然后就在一边椅子上枯坐着，一坐半天，你不问他话，他就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他要么点头，要么嗯啊作答，再没反应。父亲没奈何，常常感叹：见过老实的，没见过这么老实的，可惜读了那么书，一茶壶鸡蛋倒不出来。
02
大姐夫家在瑞川，与上庄一河之隔，那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却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村里一半人口姓程，是程颢程颐的后裔，在过去的年代出了不少徽商巨贾，高门大户比比皆是，最显赫的望族可能要算大姐夫这一家了。
直到今天，大姐夫家那自成一片的古徽派建筑群依然在向人们展示着他们家曾经的风光排场，偌大的庭院里廊部深深，院里有水塘有水井，洗涮用水，都不用出大门的。那些讲究的老房子都是大姐夫的曾祖父程文安建造的。程文安科考得中进士的功名，据说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曾在曾国藩幕下当差，后来在山东某地任知府，是清朝堂堂的四品大员。他在任时，专门派了两名差役到家监造房屋，砌墙的用砖全部用糯米和着石灰制作，墙体每一块砖都打着标号，上面刻着“光绪少府监制”的字样。
大姐夫的先祖以茶商出名，高祖程光国出道较早，是著名的茶叶商号谢裕大的创始人之一。曾祖程文安的三个儿子程廷让、程廷昭、程廷誌隔代继承，均以商茶为业，分别拥有程裕和、程裕新和程裕隆商号，其中，二房的程裕新号曾是雄霸上海滩的茶叶大王，鼎盛时期生意遍及海内外。胡适就出生在程裕新位于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上的茶叶栈，他成名后，还一度为程裕新新号开张宣传造势。
图为大姐夫曾祖程文安。
大姐夫是老三程廷誌的长房长孙，他1940年出生时，家业已然衰败，他的爷爷赌毒俱全，把家产都造光了。大姐夫的名字叫作万昌，想必，给他取名的祖父对他这个长孙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对于大姐夫来说，家业的败落是不幸中的万幸。土改时，他家除了空空的大房子，再无别的财产，于是给划了一个下中农的成份，他因此可以照常读书。大姐夫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绩溪师范学校，他不善言辞的木讷性格注定当不了老师，好在写得一手漂亮的文字，最后被分配到县里一个专刻印章的单位发挥特长去了。其时正逢粮食关，他每月24斤供应粮根本填不饱肚子，得知县里大集体的造纸厂在招人，一个月可发40斤粮票，他没做多想，就奔赴这家位于山坞里的纸厂去了，一呆就是半辈子。在那样一个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企业，大姐夫这个50年代的师范生，应该是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嘴笨，不善言辞，但头脑聪明，又吃苦肯干，把心思都用在研究造纸的工艺配方上面，不久就成了一名有技术专长的技工。即便如此，他始终在一线干最苦最累的活。那时，厂里出货，都靠工人两个肩膀从山里面往外挑，大姐夫经常承担挑夫的任务，他不会偷奸耍滑，总是往死里使力气，那死沉死沉的纸担子把他的腰都压弯了。大姐夫孤独自守的本性，注定他永远只能做一个无欲无求人畜无害的老实头，在工厂几十年，他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从不得罪人，也不巴结谁，不跟任何人热络，除了不声不响任劳任怨吃苦卖力干活，其他一切仿佛都与他无关，升迁发达的事自然更与他不沾边，他直到退休都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员工。
图为大姐夫
03
大姐和大姐夫共同生活50多年，大姐几乎没有听到大姐夫开口喊过她的名字，更没有甜言蜜语，她时常感到憋屈。最让她难受的是，她和大姐夫始终说不上话，根本没法交流，她有时憋急了，忍不住朝他发泄一下，结果却像一拳砸在了棉花上，让她的气更不打一处来。然而，大姐这一生终究是有幸的，作为家人，我们都能想象，倘若她不是嫁大姐夫这个憨豆，这辈子不定有多吃苦遭罪呢。
人们常说，善良是一种选择，可在我大姐身上，善良却是一种天性，一种本能的习惯，她是典型的忠厚一生嫌善少。父亲说，大姐的头脑缺根弦，一点心计都没有，却最要做人，专吃闷亏。大姐是一个不敏感的人，她待谁都一片好心，只一味巴心巴肝的付出，别人怎么对她，她全不在意。亲戚朋友那么多，她个个都要顾到，无论哪家有事，她总是第一个到场，大方得无度，宁愿自己不吃不用，每每倾囊而出。她的邻居常常拿她的热情没办法，她但凡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从来不会想到关起门来吃独食，总要弄许多，大半个村子都要送到。她每年养不少鸡，似乎是专门为大家养的，怎么着也不舍得杀来自己吃。鸡蛋都攒着，东家坐月子，她送一兜，西家做寿，她送一篮，外面来客，她再送一些。夏天鸡蛋不能久放，容易变坏，她想不到这一点，有时好心拿去送人，却白白被人误会了去。几年前，她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眼底出血，以致视力受损，两眼看不清了，仍然不闲着，每个季节都在地里种许多菜，自己根本吃不了，便到处送人。她还在山上种板栗树，栗子成熟时，她不顾坡高路陡，总要去捡，一捡就是一两百斤，都成了她送人的礼品。没有人知道她为此遭的罪，好几回从山坡上滚下来，还有一回掉进了水塘里，她从不言说。我们每次回老家，她总拎着各种东西来看我们，有些吃食是她舍不得吃留下来的，都捂得有点发馊了，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每每不忍拒绝，怕伤了她的心。
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大姐的善良唯其遇上了大姐夫的忠厚，她才过了一辈子安稳的日子。大姐夫对谁都满怀真诚和善意，待家人更是没话好说。他在我们家有着不一样的待遇，我们从小到大，唯独对他以姐夫尊称，后来的二姐夫和三姐夫，我们都是直呼其名。
小时候，家境困顿，大姐孝顺，时不时接济娘家。我上初中时，不止一次为交不上学费哭鼻子，大姐往往是及时雨。84年夏天，大姐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刚刚从山上砍柴回家的她顾不上换掉汗湿的衣服，就急匆匆地赶过来，硬往我兜里塞了20元钱，尽管不多，却能抵我两三个月的生活费。
大姐无所顾忌贴补娘家，自然与大姐夫的宽容分不开。他们家一向大姐说了算，她往娘家带什么，带多少，大姐夫都没意见，更不会拦着。大姐夫每个月回家休假，每次都要来看望老丈人，从不空手，也没有太多花样，总是腋下夹着两刀厂里生产的火纸，手里提着一瓶散装老酒和一筒麻饼。老酒和火纸(用做吸旱烟的火纸媒)自然是孝敬父亲的，麻饼则非我和弟弟妹妹莫属，那是我们苦涩童年里最奢侈的享受。
大姐38岁才生育，大姐夫老来得子，他父爱爆棚，可也是默默无声的，尤其到了晚年，他对儿子的牵挂和眷念更是一部无声的哑剧。儿子长年在上海打工，难得回家，但不时会打电话回来，大姐夫每回都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家。后来，他耳朵聋了，儿子打来电话，他连声音都听不到了，那心里一定像猫爪似的，在家都呆不住了，人们每天总能看到他坐在上庄杨林桥车站一角痴痴发呆。上庄到上海有一趟固定班车，每日一发，大姐夫心里清楚，不到过年，这趟车上是见不到儿子的，可他每每还要走上好几里地，从家走到杨林桥，心脏病缠身的他，喘一口气都费劲，他一路走一路歇。每次他就在那里坐着，默不作声，两眼定定地望着车来的方向，一等就是半天。直到天光暗淡，四周都无人了，他才慢腾腾起身，蹒跚着往回走，那瘦削而佝偻的背影是那样的落寞，令人生怜。
就这样，他蹒跚着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