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湖南，经公安县向北是荆州，就是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苍茫大地，总是雾茫茫的，与阳光灿烂、清晰明丽的云南不同，什么都模糊混沌，一种产生屈原这类诗人的气候。看不清，想象力就特别发达，问天，问地，希望得到答案，希望搞清楚。但世界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怎么都是，怎么都行，屈原一定要问“活着，还是死去”，渔父无法回答。这一路是看不清的了，都是雾，将近黄昏，才稍微散了一些。沿着公路，一个接一个的村庄都是一样的房子，看得出十年前有过一轮建筑高潮，刚刚旧掉，新的一轮又开始了，马赛克瓷砖出现了，铝合金窗子出现了，房子盖得更高更大，田野不断萎缩。旧房子是两层，现在出现了四层的。腊肉，从湖南一直挂进湖北，什么都腊，猪肉、鸡、鸭子、鱼。塑料袋、结婚的车队、垃圾、水泥袋、正在含苞的植物，看不见花朵。乡村墙壁上的旧标语正在被新广告取代，最多的是药物和通讯器材的广告，有一条标语说，提倡到医院妊娠，不要在家里接生。入夜，抵达荆州，房间里放着一张当地的报纸，副刊版上，登着古体诗歌，位于版面最高处，新诗在左下角。
我又一次看见长江，我上次看见它是在云南的元谋，金沙江的一段。对于伟大的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进入它，看到它，都是一次开始。开始，一种河流的氛围，一种生活，一种对河流的感悟。我上次进入的长江乃是当地人心灵中的一个神灵。峡谷、巨石、森林、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听天由命，对着滚滚波涛祈祷，从未想到过在其间游泳，那是他们的祭坛，把死者投到江中，相信亡魂因此可以永生。现在我站在著名的荆州大堤上，它高踞在荆州市和长江之间。长江在下面，它旁边有一个挖沙的工地，它在这工地旁走近来又退开去，像是一个正在搬运的长工。这个大堤的修筑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1700多年过去，这垒着各时代不同的筑堤材料的大坝，已经要接近摩天大楼的高度，曾经被称为“长城后之最大的工事”。犹如凌空突起的一把利刃，高悬在江汉平原之上，直指中国的咽喉。下面，那边，江水茫茫，日夜贩运着大海，不是洪水季节，但“茫茫”也是当之无愧的。这边，高楼林立，街道纵横。旅游手册介绍它是“南方楚文化的中心、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展开去的大地之上，是3800多万亩农田、3500多万人口和无数的村庄、城市。长江的另一种面目。
大堤上有一个清嘉庆年间修建的万寿塔，是明藩辽王朱宪烨尊其母太妃毛氏之命为嘉庆皇帝祈寿而修建的，“天子万年，佛国日春”，据说这个塔从修建到落成共用了三十一年。但后人却将“万年”的意思转移了，把它看成一个可以长久镇住洪水的宝塔。这个塔原来是建在江岸上，俯视千帆竟渡的。但随着荆州大堤逐年增高，塔的底座和第一层，已经深陷于大堤内，成了一个堤内塔。这个塔高40米，有八面七层，塔身外面刻有94龛白玉佛像，塔身内部的石壁上刻有800多个小佛像，并凿有石梯可以通到塔顶。我钻进刚好可以容一人的螺旋石梯，摸索而前，隐约看出里面的石佛像大部分都被敲掉了，摸到一个稍微完好些的，借光仔细看，刻得很精美。又发现一块石壁上刻着字：1966年重修。估计这些佛像就是1966年前后敲掉的，重修与捣毁在同一个时期，说明人们对洪水的恐惧还是超过了对政治的恐惧，塔的实用性被深刻的理解，人们企图保留住塔的镇水功能，把它的反动意识形态敲掉。人们忘记了是因为迷信神灵才修建这个塔，没有对于神的迷信，甚至把神像一颗颗斩首，已经是大逆不道。毁掉了那些佛像，这个塔已经没有任何也许曾经有过的保佑功能，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他们当年就应该把它推倒，一了百了。这事情就像一个看过卡夫卡小说的读者干的。
这样的镇江宝塔在长江两岸有无数，它们代表着政治家和老百姓关于长江的观点。晋人郭璞在中国最早长江传《江赋》中，说长江是“水德之灵长”，《淮南子》解释何谓水德说：“夫水者，大不可极，深不可测。无公无私，水之德也”。如果中国思想关于人与自然的解释一直是——从庄子、屈原开始的南方传统所代表的观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必求合和，凡信必求证，所谓无证不信也”“人文之不朽基于自然之不灭”(钱穆语)“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话，那么，政治家和老百姓关于长江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大禹的故事、龙王的传说和荀卿“人定胜天”的思想，并在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中得到西方思想的有力支持，其强大已经令前者显得越来越得不合时宜，甚至自作多情。在荆州大堤上，1954年的抗洪纪念碑，暗淡而朴素地挺立着，那时代还不崇尚高大全，我一直以为抵抗1954年那样的大洪水的伟大业迹(如果没有抗住的话，想想五年前才建立的国家会面临什么?)，应该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东西来纪念，确实很朴素低调，已经发黄的大理石上刻着些浮雕，民工们在拉小车运土，高举木头舂击什么的，简洁地表现了当年抗洪的原始劳动方式。最上面刻着周恩来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周恩来的题词代表着那种理直气壮的现代思想，把自然世界看成一种利弊可以人工转换的因素，一个可以改造解放利用的对象。天人合一，是以人为中心，是天要与人合，而不是顺天承命。天为人用，如果对人不利，就要征服，就要改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从头收拾旧山河”。在1966年的文化革命后，中国世界的传统思想已经基本摧毁，现代主义深入人心，在公元2003年的中国，它再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维新”思想，而是人民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