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第二年，中秋节刚过，我被选送到南口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当年还不足二十岁，毛头小伙。
一不小心当了老师，货真价实，讨厌的是老师前面冠有“代课”二字，决定着你的身份：无编制，临时工，工资待遇：28元/月。
南口中学偎依在南口公社旁边，中间仅隔着一口大水塘，酷似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周边被丘陵和松林环抱。步入学校大门，左右两则是教室，对面是办公室兼卧室、厨房加餐厅。
公社“五七”干事把我交给教育干事，教育干事把我交给校长，“这是那个知青，桐中高中毕业，高考仅差2分”。
校长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干瘪老头，摘下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上下打量着我，“还没有学生高，照不照”?
教育干事白了他一眼，“是骡是马溜溜再说，跟身高有关系么”?
南口中学其实只有初中，三个年级各两个班，学生不足四百人，老师十几个，正式的不多，大都是民办的。
虽然心里不踏实，但校长还是委以我重担，代初三年级语文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着实受宠若惊。好在初三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并不陌生，就是我四年前学过的课本，几乎没什么变化。我立马回家把当年的语文课本和课堂笔记找出来，温习几日后，把握十足，信心倍添，一脸自信走马上任。
学校办公室门外的屋檐下挂着一根约一尺来长的铁轨，窗台上放了一把铁锤，值班老师按照作息时间表，用铁锤有节凑的敲击着铁轨，发出“铛铛铛”响声，清脆悦耳，宛转悠扬。
那天，随着上课“铃声”响过，班主任乔老师带我走进初三(1)班教室，对我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后，便把三尺讲台让给了我。好似一场演出拉开序幕，主持人介绍独唱演员。
是讲台不标准还是我过于瘦小?讲台几乎与我胸部同高。学生们窃窃私语和不屑眼神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知识能力和任教水平产生了十二分的怀疑。
余光环顾一圈，更让我心虚几分。坐在下面的学生，年龄差异不小，有的说不定比我这个“先生”还大岁把，三分之一的学生比我还高一截。
第一堂课45分钟是难熬的，虽然经过了认真的备课，但还是磕磕巴巴，语无伦次，两只小腿像中了风似的，颤抖不止，不听使唤，好在若大的讲台遮挡住了这尴尬的“首秀”。
课后，校长主动找我聊天，“我也是桐中毕业的，记得当年我们那一届有两个同学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高考，直接留校任教，现在都成名师了。这些农村的娃娃都非常善良朴实，第一节课没上好，问题的症结在于精神过度紧张，熟能生巧嘛，没关系，我相信你能行”。
校长的一席话，温暖如春，令人感动，使我如释重负，心开意解，积思顿释。
不负校长期望，也就几节课功夫，我便适应了老师的角色，说不上涛涛不绝，言近旨远，但能够表达清晰，和学生互动交流也顺畅自如了。
校长见我尚有潜力可挖，便把带领全校师生做课间操的任务交给我，以前学校从来没有做过课间操。我先从每个班各挑选两名基础比较好的当小教员，先行培训。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大家在校门口的操场上以班为单位排好队，小教员站在队伍前列代操，我胸挂一只口哨，用喇叭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大家感觉到十分新鲜好奇，也十分乐意参加。站在土台上，犹如一位将军，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几百人听我指挥，让我出尽了风头，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真是过瘾。
学校有个食堂负责保障老师伙食，早晚人不多，中午大概有两桌人，学校老师大都家住附近。印象最深的厨师孔师傅汆肉做的特别地道，百米飘香，垂涎欲滴，现在再好的“土猪肉”也烧不出当年的味道，一小碗汆肉一毛五分钱，一人一份。有的老师舍不得吃，我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主儿，时常多吃多占，解馋。不少学生是带午饭上学的，学校食堂负责给他们加热，提供开水;有的学生只带几根山芋烤一烤;还有的学生只吃两餐，中午“禁食”。
放学后，整个校园便万籁俱寂，只有两三位老师住在学校。每当夜幕降临，没有电，更没有电视，手机、互联网、笔记本电脑还没有问世，我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遇到阴雨天气，狂风夹着雨点敲打着窗户，松树林里发出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恐怖至极，与谁同坐，黑夜清风我。
到了岁末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民兵营长出于让我早点离开农村的好意，悄悄替我报了名，没想到，体检指标样样合格，如此弱小的我竟然轻松过关，穿上了向往己久的绿军装，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任教百十来天的学校，结束了我代课老师的短暂经历。
十年后，我从野战部队调到安庆军分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后勤部不久也调来一位助理员。初次见面他便问我“老师好”!我奇怪的问他，“你认识我吗”?
他说，“我认识你，你在南口中学当过老师吧?我是你的学生呢”。
哇塞，当年的师生现在竟然成了战友、同事，到哪儿说理去?是巧合还是缘分，我不知道，也许都有，但我知道，我这段代课老师的“革命身涯”，和璧隋珠，弥足珍贵。
流年似水，青春无声。短暂的代课老师的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人民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内涵与意义，让我深深体会到人民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与伟大。
致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