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转注”是传统文字学“六书”理论中最具有争议的部分，长期以来“言人人殊”。《说文通训定声》是清人朱骏声研究转注、假借条例，考镜古今音变源流的专书，其卷首“转注”一文认为前人“以形体言转注”和“以训诂言转注”均不符合“转注”本意，而提出了“转注即词义引申”说，此说突破了传统转注说的局限，开辟了转注研究的新方向，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朱氏“体不改造，引意相受”的观点仍有缺陷。转注实际上指的是词义孳乳推动下汉字字形的演变，转注字就是在本字基础上加注意符或声符而另造的新字。
一、朱骏声对前人“转注说”的评析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说文》并未明确指出哪些字属于转注。朱骏声将前人的转注说分“以形体言转注”和“以训诂言转注”两类进行了评析。
(一)“以形体言转注”的内涵及朱氏的评析
“以形体言转注”者有孙愐、戴仲达、周伯琦、徐锴、郑樵等。朱骏声认为，孙愐用后代隶书字形解释前代字是受到汉字隶变的影响，实际上“考”字从“丂”得声属形声字，而“老”为会意字，皆非转注字;戴、周二人以“山”“人”已成形之事为“阜的造字法是指事，亦非转注;徐锴以形声字中“声义隔者为谐声，声义近者为转注”，即以形声字中声符与形符意义较远的作为谐声(形声)，而声符与形符意义较近的作为转注，“穿凿之弊，必至有如王荆公《字说》”;郑樵的转注说实际上是将隶变后字体结构写法改变的字或后起字视为转注，这种分类“既无条理，且多俗字，怆缪尨襍”;杨桓三个以上的汉字累加即为转注的说法更是“浅陋之谈”，三体、四体不过数字，且都是会意，或兼形声字，而非转注。他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纲领既乖，僵设条目，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可见从改变汉字笔形或增减相同构件角度解释转注是错误的。
(二)“以训诂言转注”的内涵及朱氏的评析
“以训诂言转注”实际上就是从汉字训诂的角度理解转注，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戴震和江声。朱氏肯定了“以训诂言转注”者的说法超过前人，但也指出戴震的研究仍有未尽然之处。他认为戴震“互训说”错误有五：第一，保氏教国子学习“六书”的本质不是为了探讨文字理论，而是为读经服务，互训说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第二，可以确定“考”为形声字，“老”为会意字，若按照戴震的观点再把它们的互训当作转注，便显得赘余。第三，《说文》“裼”“但”二字相互为训，“裼”从衤，易声、“但”从人，旦声，二者一个在“衤”部，一个在“人”部，部首不同，有悖于许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定义。第四，《左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一句中，“考仲子之宫”意思是“祭祀仲子的宫室落成”，其中的“考”指的是古代宫庙落成时始祭庙主的一种仪式，故“老”不能尽表“考”义。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一句中的“老”，义为“疲惫”，是故“考”亦不能代表“老”。第五，《尔雅》中存在“转注”和“假借”相混淆的情况。例如《尔雅·释诂》：“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若依据戴震的说法则“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七字与“我”就是转注的关系，它们都是转注字，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以“言”字为例，《说文》：“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其本义为“言说”，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出现时是“言”的假借用法，义同“我”。《诗经》中“言”字凡一百八十见，有一百零四处，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等。因此若是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凡字必有其本义，但若放在具体文章中，有些就是字的假借用法，需要仔细辨析。
朱氏认为江声的“部首说”虽然是唯一得许慎“考”“老”之旨的，但许氏之说本就有误。《说文》中部首相同，意义相同的字只有少数，更多的字部首虽同意义却并不相同，如木部也有器物，水部也有人事。保氏教国子时以六书立教，若以形声字皆为转注，那么六书的界限就混乱了，也便无六书之说了。相较于“以形体言转注”者从汉字形体变化解释转注的说法，“以训诂言转注”者有了明显的发展，对转注的阐释也由汉字外部的“形”走向了内部的“义”。朱骏声肯定了戴、江之说，可见他注意到了“意义”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为他提出自己的转注说奠定了基础。
(三)朱氏评析之不足
朱骏声对以上两派诸家的转注说都做了较为详细地评析，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孙愐、戴仲达、周伯琦三人以汉字形体的翻转为转注，是因为只看到了转注的结果是汉字字形的转变，没有关注到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故朱氏批评“以形体言转注”者是“纲领既乖，僵设条目，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合适的，但其对戴、周二人转注说的分析有误，以“山”“人”已成形之事为“阜”“
”续生之事的造字法并非是指事。《说文》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这里列举的“上”“下”两个字并不是因为字形颠倒故为指事，而是“各指其事以为之”，即通过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图形上增加指示性符号来表示意义。所以“山”“人”两字虽确是早已成形的象形字，但“阜”“
”绝对不是通过象形字的翻转得来的指事字。《说文》：“阜，大陆，山无石者。象形。”故“阜”为象形字。又《说文》：“
，变也。从到人。”朱希祖云：“从倒人，人死曰
。”又云：“古称人死为化，死则人倒，故从倒人。”是故“
”亦为象形字。
徐锴以“考”“飙”两字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转注说，其《说文解字系传》卷三十九云：“属类成字，而复于偏旁加训，博喻近譬，故为转注。人、毛、
为老，寿、耆、耋亦老，故从老字注之。受意于老，转相为注，故谓之转注。”他认为当一字统辖多个意义时，为避免使用混乱，于是就给本字增加意符，以此来区别其义，这一过程就是转注，在本字基础上加注义符构造的新字即为转注字。这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汉字系统发展到汉代，可以说已经相当完备了，除了新出现的事物外，一般都可以用现有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即使是要用新的词或短语来表达新事物或新现象，也不一定要造新字，随着语言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一字多义现象，若是此时词义引申分化，新分化的词和原词在意义上就是有关系的，故在原有字形上增加意符，作为声符的原字就带有了意义。
二、朱骏声转注说述论
《转注》一文对许慎转注说提出了质疑：“考字从老省，与上下、日月、武信、令长平列字不同。但如许说，则形者转注、声者谐声，形声之字，皆即转注之字?假如一部丕字，为转注乎?为形声乎?抑两属无定称乎?”朱氏认为许慎形声、转注不分，且所选例字不合适，因此重新定义了转注：“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
(一)朱骏声转注说
朱骏声的观点不仅改变了许慎对转注的解释，还更换了例字。总结其转注说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意义”为核心，本字本训辗转引申;二是一字数用，不另造新字。试以“令”“牢”为例说明之。《说文》：“令，发号也。从亼、卪。”许慎认为“令”的本义是发命令，作县令之令，是假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亼卪，号嘑者招集之卪也，故从亼、卪会意。”段氏认为“令”字从亼，形似口朝下的木铎，从卪，为跪人之形，古人振铎发令，故当为会意字。不同于许、段二人，朱骏声认为“令”当为转注字。在朱氏看来“自公令之”之“令”当为本训，义为发令;秦“郎中令”之“令”为转注，义为发号施令的人;“令闻令望”之“令”为假借，义为“善也”。也就是说“令”本义为发号施令,发号施令的人(郎中令)是由“令”通过“意义”引申得出的，它们之间是转注关系，“令”一字承担多个意义未另造新字，是为转注。又如“牢”，《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本义就是“饲养牲畜的圈”，引申指古代祭祀时用的牛、羊、猪，如指三牲齐全的“太牢”之牢。词义从关闭饲养牛马牲畜的圈进一步引申，又可指监禁囚犯的“牢房”之“牢”。栏圈和牢房须结实才能发挥作用，故又引申为“牢固”之“牢”“牢靠”之“牢”等。由“牢”字的本意“养牛马圈也”，辗转引申出一系列的新义，这一过程中始终没有新字产生，是为转注。朱骏声之转注就是词义引申。“体不改造”是引申原则，“引义相受”是引申方式，通过意义上的引申得到新的义项，但不为其另造新字，而赋予本字一词多义。这种辗转引申使得汉字“愈转而愈远”，丰富了汉字义项，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并且因为众多义项都是从一个字引申而出，“虽转而通归”。
(二)朱骏声转注字析疑
朱骏声在《说文六书爻例》中根据他对六书理论的理解分类统计了《说文》诸字，例举了“革、朋、来、韦、能、州、西”七个转注字。他在按语中说：“此七字，许意皆以为假借，愚谓‘韦、州、西’三字，正六书之转注也。”可见许、朱二人对于“韦、州、西”三字在“六书”中的分类存在分歧，下面试作分析。
1.韦
《说文》：“韦(韋)，相背也。从舛囗声。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许氏认为“韦”是形声字。“韦”甲骨文作
，金文作
，皆从囗(城郭)从止(趾之初文)，是会意字。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云：“韦，商代金文从四止，从囗，会守城之意，围之初文。”后来借“韦”表“皮韦”之义，故造“围(圍)”字表示本义“包围”。朱氏把《说文》“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一句当作了“韦”是转注字的依据，认为“韦”的意义从“包围”引申为“生革为缕围束物、可以矫枉戾而背其故”的“皮韦之韦”，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另造新字，并且意义有联系，故“韦”是转注字。
2.州
《说文》：“州，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州”甲骨文作
，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云：“甲骨文象川中有陆地之形，借体象形。”故“州”本义即水中可居之地，后来借为“九州”之州，于是造“洲”字表本义。朱氏认为“州”的意义从“水州”引申为“九州”，符合“体不改造，引义相受”，是转注字。
3.西
《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甲骨文作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
象鸟巢形。”《说文》小篆文作
，形似鸟栖于巢，故本义为“栖息”。后来借“西”表示“西方”之“西”，为避免混淆，于是造“栖”字表本义。朱骏声认为“西”的意义从“栖息”引申为“西方”，这一过程中“西”的词义引申了但未造新字，是以符合其对转注字的定义。除了朱骏声这里所举例的三个转注字，《说文通训定声》中有2081个字下注有“转注”。许、朱对“转注”理解的分歧其实是由于两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说文》是一部据字形分析本义的文字学著作，在许慎看来，“韦”“州”“西”三个字的假借义替代了本义，故当其作为假借义出现时它们就是假借字，至于后来在本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承担本义的新字，是形声字而非转注字。《说文通训定声》不同于《说文》，它不是单纯的字书，书中朱氏依据上古至清代的众多训诂、音韵材料从语言运用的实际出发对汉字进行了分析，他将转注从纯文字学的领域扩展到词汇学的领域。他认为“韦”“州”“西”三个字词义引申了，而并未造新字，符合“体不改造，引义相受”，故为转注字。
(三)朱骏声“转注说”的突破和局限
朱骏声“转注即词义引申”的观点注意到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立足于语言应用的实际，从词汇发展的角度对传统六书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他的转注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全面解释词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语词义系统。《说文通训定声》突破了《说文》专讲本义的旧框子，把整部《经籍籑诂》的训诂材料都采入书中，可以说古书中的字义、词义基本都包括在内了。朱骏声释字先引《说文》本训，并以群书古注为证，又分“转注”“假借”两部分陈述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例如，“固”本义为“坚固”，引申为“牢固、稳固”，进一步引申为“安定”，由“安定”引申为“安守、坚守”。作为副词时义为“执意”，由“执意”引申为“一定、必定”，又可引申为“原本、本来”。作为名词时可用作人名。“固”还常借为“故”“锢”两字。朱氏分析了“固”的词义系统，补充了大量文献材料，使人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更全面深入。第二，认识到了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词义引申的重要作用。朱氏“转注即词义引申”的观点核心是“意义”，正是在他的词义引申说的启发下，后人进一步研究转注，而聚焦于汉字形体演变与词义引申间的密切关系。
朱骏声的转注说具有创新性，但这种利用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解释汉字构造理论的方法存在一定缺陷：第一，认为转注是用字法。其《说文六书爻例》云：“余谓造书时，先有象形，后有指事，谓之文;复取象形、指事，合而成书，谓之字。而犹有不足于用也，乃又取象形、指事、会意三书之声以配形，错综参伍，互相为用，亦成一书，造字之法备矣，蔑以加矣。而所以用此四书者，更有转注以通意之穷，假借以究声之变，而文字之用乃绰然而有余，故合之为六。”把转注理解为用字之法是清人首创的，但追本溯源不论许慎还是班固都认为转注是造字之法，故朱氏认为转注是用字法并不符合汉字发展实际。第二，把文字学的问题放在了词汇学的平面上。词义与字义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朱氏分析的引申义存在不少问题，孙中运归纳为八类：“错把本义作引申义、错把比喻义作引申义、错把词义扩大作引申义、错把假借字作引申义、错把同形异义作引申义、错把异词异义作引申义、错把不同称谓作引申义、错把词性变化作引申义。”转注是汉字的造字法之一，因此朱氏笼统地将一个字所代表的词义都概括为引申义是不恰当的。例如，“固”字条，朱氏【转注】引申义的分析就存在一定问题。《广雅·释诂一》：“固，
也。”《玉篇》：“
，坚也。”这里“固”义为坚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齐公子固，字子成。”“成”是“城”的假借字，因此，“固”义为“坚固”。这两处都用“固”的本义，朱氏却误以为引申义。【假借】条中的分析亦有不当之处，《易·系辞》“恒德之固也”，意思是好的行为、做法要长期坚持才能使道德稳固，此处“固”义为稳固、坚固。《论语》“固天纵之将圣”，意思是一定是天意纵使之成为大圣。《战国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高诱注：“固，必也。”这两处“固”义为一定、必定。《国语·越语》：“道固然乎?”“固”义为本来、原本。以上例句中的“固”字都应当是词义引申的结果，朱氏错把引申义当作假借义。又《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鲁语》：“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两句中“固”义为顽固、固执，是引申义。《论语》：“学则不固。”孔安国注：“蔽也。”此句中“固”字历来有争议，有人释为蔽，有人释为坚固，杨树达《论语疏证》：“学则不固，谓人能学则不至于固陋鄙倍也。”朱氏此处引孔安国之注，释为蔽是合适的。《礼记·曲礼》：“君子谓之固。”郑玄注：“谓不达于礼也。”《礼记·哀公问》：“寡人固不固。”郑玄注：“不固，言吾由鄙故故也。”《论语》“俭则固”之“固”义为鄙陋。《广雅·释言》：“固，陋也。”《大戴·曾子立事》：“弗知而不问焉，固也。”意思是不知道还不询问他人的人是鄙陋无知的。以上例句“固”义皆为固陋、鄙陋，是由顽固、固执词义引申得出的，朱氏认为诸“固”字皆假借为“锢”，错把引申义当作假借义。可以看出，朱氏在对转注、假借的实际操作中是有许多漏洞的。
三、余论
朱骏声的转注理论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他从语言应用的实际出发探讨转注，为后世的六书研究开拓了思路。朱氏之后章太炎、黎锦熙、孙雍长等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转注说，为进一步探究转注的实际内涵提供了参考。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云：“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他把“方语有殊，名义一也”看作是转注字产生的原因，肯定了转注字在意义上的联系，但也混淆了转注字和方言同义字、古今同义字的界限，这是此说的局限。
黎锦熙《中国文字之正反合辩证式的历史进程》认为，六书之序指事当为第一，有指事而后有象形、会意，有假借而后有转注，有转注而后才有了形声，这一说法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又云：“转注者，《说文叙》所下定义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这是说‘建’立事‘类’为‘一’个部‘首’，遇有某个假借字是和这个部首‘同意’的，就把这个部首加上去，成为一种表示意义的偏旁，这就叫作‘相受’。‘相受’是假借字要容‘受’这个表义的偏旁，而这些偏旁原也就是些图象文字，可以‘授’与那些假借字的。这样，‘相受’的结果，‘形声’字就大批的产生出来了。故‘转注”就是‘形声’的起源：‘声’这一半就是已经行用的‘假借字’，‘形’这一半就是由‘转注’而来的一种表义的符号。凡把另一个字‘转’移做一个符号，来‘注’这个假借字之义，概曰‘转注’，‘考老是也’。”这就是说在本字基础上加注意符就是转注，转注是针对假借而产生和施用的，转注字是形声字的起源。他的这些见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孙雍长立足于转注的实际，在《转注论》中创造性地阐述了转注的深层内涵：其《序》云：“六书中转注并非用字之法，而是造字之法，而且是汉字孳乳之大法。”他充分肯定了许慎“六书皆为造字法”的观点，并对转注做了重新阐释：“‘转’就是‘移’，‘注’就是‘附’，转注就是将一个‘转注原体字’移附授注到一个‘类首’的形体上的一种造字法。”也就是说汉字中本有某字，后来因为假借产生其他意义，为了区别本义和假借义就给本字加注形符，从而孳乳分化出了代表某一假借义或本义的专用字，这个新字就是转注字。例如“其”，本义为簸箕，后来假借为代词，于是“其”这个“转注原体字”就移附授注到“竹”这个“类首”，造成“箕”这个代表本义的专字，原来的“其”成为假借义的专字;再如“它”，《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本义即为蛇，借用为代词，又引申为事故、灾难。为了区别本义、假借义和引申义，于是将“它”移附授注于“虫”，从而产生了专表本义的“蛇”，又将“它”移附授注于“止”，产生了专表引申义的“ ”，因为类首“止”本义为足，脚踩蛇，必定会受伤，所以这里的“ ”是一个转注兼会意字。这种认为转注就是一种给本字加注意符另造新字的造字法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