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记事的时候，抗战告捷。村庄里一目了然的变化，出现在墙壁上，标语口号正在更新。“抗日”、“锄奸”、“救国”的标语，换成了“拥护土地法大纲”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有一条内容不变，就是“实行民主”。
伯父是村里的文化人，墙头的大字标语都是他踩着梯子刷上去的。他把“实行民主”四个字，别出心裁地画成一把茶壶。繁体字“寅”，上面宝盖头画成壶盖，“母”是壶的颈，“其”是壶身，左侧“行”画成壶嘴，右侧“民”是壶把，下面把“主”字画成壶的底座。茶壶画在村中最显眼处，同时画在我家西房外墙上。伯父画壶时，我在旁边看着学画，那时不懂得民主的意思，只是觉得茶壶有趣。在我的记忆中，村庄文化像山里烂漫的野花丛，组字茶壶即是其中的一朵鲜花。
抗战的烽火年月，我还在襁褓中。而从继后的种种文化现象中，依然足以领略抗战文化的遗风余采。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县，作为抗日战争的前沿，八路军的重要根据地，文化面貌发生鲜明的转换。那场战争经了八年时间，而八年之间所形成的丰厚文化，却会影响几十年，以至永久。因为文化有着无形的魅力，它虽然依托于物质，又可以脱离物质的东西而存在，它可以融入血液和灵魂，而世代传衍。
我的父亲身世很苦，从小给人放牛，未曾上学。抗日战争开始，他已经二十七岁，从那时才边工作、边学习，他的进步完全得益于抗战文化的熏育。我一直没有机会在父亲生前听他讲讲抗战的经历，只是在平时的片言只语中略有所闻。抗战前期，父亲在郑峪、北漳当过协理，有次彭德怀到了北漳，父亲曾被叫去询问一宗民事。后来做了公安工作，受命在路边开饭铺作为隐蔽。徐向前率部队路过饭铺，向父亲了解周围村名，父亲给他指画武乡从西到东的主要村庄，将军惊讶道：“武乡怎么这么长?”当时徐向前叫父亲跟他随军，父亲不便说明已是公安人员，只能婉言推谢。光复前夕，曾经配合侦察人员潜入东村，察看敌人工事，又被派往沁东区工作。抗战之后，进入太行干校学习，那是父亲生平第一次踏进学校的门槛。
父亲在太行干校学习时，我已知事，记得有本村炳和、永旺与他同行。炳和、永旺似在太行二中学习，后来都是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武乡出来的老一辈干部中，许多人曾是太行二中、太行三中的学员。抗战期间，武乡还有五所抗日高小。战争环境中办学，艰苦备尝，学员们无不满怀报国壮志，沸腾着一腔热血。正是这批学员，成为了抗战骨干和事业栋梁。
抗战学校既是培育人才的园圃，也是文化传播的阵地。学校里活跃着各种文化活动，写诗，编刊，编剧，演出，秧歌剧和说快板尤其活泼而快捷，对于国际国内动态、抗日战斗事迹，都能及时宣传。
除了抗战学校，武乡专设妇女培训。有康克清、浦安修、卓琳诸位妇女领袖，号召妇女投身救国运动，并直接辅导妇女教育。整个抗战期间，妇救会工作十分出色，妇女不仅访花织布、纳制军鞋，而且开荒种地、运送军粮，有的入伍参军，有的进入机关工作，显现了武乡妇女界的不同凡响的进步潮流。
母亲出生的蓝家垴村，村中大都是贫苦农家。从一个穷家嫁到另一个穷家，如果没有抗战文化的阳光照耀，母亲的一生大概会在绝对贫穷和愚昧中度过。抗战潮流中，她学了文化，走进光明境地，成为本村妇救会骨干。我还恍惚记着，母亲带我爬坡越岭，到外村参加会议的情形。后来家务负担沉重，母亲从社会活动中退出，然提起当年，仍会浮现出一种欣叹和眷念之情。直到晚年，她还常在寂寞的时候哼唱抗战民歌。
我听过许多抗战民歌，到底不知道武乡有多少这样的歌。源之于武乡和左权一带的民间传统小调，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使民歌艺术及其内容得到了提升和丰富。抗日根据地形成之际，鲁迅艺术学校、抗日军政大学、新华日报社等文化部门，相随进驻武乡，为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鲜的文化泉水。李伯钊、陈荒煤、徐懋庸等著名文化人士，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成为武乡抗战文化的中坚英彦。
一九三九年冬，八路军总部驻于王家峪时，朱德写了五言绝句《寄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诗句奇崛、生动，给人以悲壮感，洵可千古传唱。这样的杰作，唯有身临太行前沿，感心动目，乃能铿然成韵。抗战的武乡，也是诗歌之乡。许多诗人在这里写下了国恨家仇的慷慨篇章。诗人高沐鸿和冈夫，身为武乡籍人士，他们的诗歌更富于乡土气息。
我小时跟母亲学唱的歌，有歌颂左权的一个小调，歌词后一段是：“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边区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左权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于一九四二年反击日寇“五月扫荡”中牺牲。人民唱着小调怀念将军的同时，朱总发表《悼左权同志》绝句：“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民间歌曲与诗家创作相映生辉的一页。
武乡民间文化中，戏曲传统尤为深茂。武乡秧歌历史之久远，大概不逊于上党梆子、中路梆子等剧种。其演唱和音乐完美程度，无疑是经过了历代艺人磨砺和长期经验积累的。我小时村剧团常演《旋风案》，后来删除迷信情节更名为《红衣案》，戏中既唱秧歌，又唱上党梆子，我站在拉琴的伯父身后，他的椅子下放着两把胡琴，伴秧歌用“剧琴子”，伴大戏用板胡。“官唱梆子，民唱秧歌”，两种唱腔并用，称为“风搅雪”，这在地方戏曲中独具特色。
据说在抗战前，武乡已有七大戏班。抗战中组建“武乡县抗日光明剧团”，西武乡组建战斗剧团。抗战胜利后，光明剧团上调往长治行署，其中演武乡秧歌的演员分化出来，和战斗剧团合并为大众剧团。战争年代里，演员们不但没有在炮火面前退怯，反而受到爱国热情驱动，剧团愈加兴旺，四处巡回，演出频繁。尤见繁荣气象的，是各个村庄的农民剧团，几乎村村唱戏。区里县里组织会演评比，优胜者获颁锦旗和“鲁迅艺术奖”，增添了村剧团的腾腾热气。除了演传统古装戏外，编演了以抗战为主题的时装剧目，如《地雷大王王来法》、《劳动英雄马来保》等。根据李季长诗改编的《王贵与李香香》，演出经久不衰，成为武乡秧歌的保留剧目。
我看村剧团演唱《王贵与李香香》，当然是在抗战之后，而这种演戏活动，实际是抗战文化的继续。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仍然保持着抗战时期的热情。大众剧团排演歌剧《刘胡兰》的时候，有天到禄村演出，村里人们闻风而动，我也跟着去看。到禄村的小路只有五里，但有一道大坡，叫白草凹坡。记得是晚秋时节，吃过夜饭，摸黑下坡，走得踉踉跄跄。到了戏场，已经开演，我钻在大人们的缝隙间往台上瞅，只能略知大意。回来的路上，虽已深夜，人们兴致勃勃，学着刘胡兰高唱：“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年我在大门外的坡下，垒有一个鸡窝，把邻家不要的公鸡收罗来玩耍。因为去禄村看戏，忘记了挡窝，夜里全给黄鼠狼吃掉。早晨起来看见一片鸡毛，难过很久，所以对那天黑夜看戏的事记忆很深。
小时候常听说演员郑桃英，名声如雷贯耳。襄垣县西营镇离我村二十里，是方圆出名的集镇。有次西营订了郑桃英的戏，因下雨涨水，演员过不了河，来了五个小伙争着背郑桃英过河，背过河后，郑桃英将擦脸手绢掉在地上，小伙子们捡起来留作纪念，五人争执不下，结果撕成五片，每人留了一片。这便是当年的追星族，由此而知，武乡秧歌曾经名重一时。
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进驻武乡，根基日固，屡有胜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长乐之战，主战场距我村不远，村里人们去里庄滩看过敌寇的战败惨状，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嗣后在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发生在武乡关家垴。与其军事上的胜利相比，抗战文化的功绩也许更为重要。因为文化是精神的力量，抗战文化动员了群众，不仅保证了抗日军队的壮大和决胜，而且造就了尔后进军全国的丰熟条件。仅武乡一县，有近一万五千名青年参军，占到全县人口十分之一强，更有数万男女群众投入到支前行列。刘邓大军南下之时，武乡五千名干部随军远征，日后建功立业，足迹遍布南北。
抗战文化为何能以饱含威力，这是值得研究的，却也是非常明白的，那是因为它的旗帜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因为它的精神实质是人民民主。试想，如果不是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怎么会喷发出那样巨大的热力，怎么会有那样绚丽多姿、遍布四野的群众性的文化花果?我还记得村里有“民校”，全称当是“民主革命学校”;有“民革室”，全称“民主革命活动室”，这都是抗战时期的产物。光明剧团编演过一出名为《改变旧作风》的戏，剧情以农村开展民主运动、促使干部作风改变为主题。此剧颇受欢迎，获得“突飞猛进”奖旗。作家赵树理曾任《新华日报》编辑，住在武乡北漳，从他写的《李有才板话》等篇小说中，亦可看到当年农村的民主气氛，政治生活是生动的，农民思想是活跃的。
自朱德、彭德怀以下，诸多党政军首长在武乡生活过，他们作风民主，平等待人，朴实可亲，与人民同甘共苦，给武乡干部和群众留下深深的感染。武乡多年中不称干部职衔，都是直呼名字，或叫“老李老王”，这种习惯只是近几年才丢掉的，现在对领导人一律“尊重”起来，开口闭口把“长”子挂在嘴上了。这虽然是一个称呼习惯的改变，却也让人感觉到官僚主义在滋生，而抗战文化似乎疏远了。
八路军总部进驻砖壁时，曾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表明实行民主、团结抗日的政策，动员各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同赴国难。开明士绅响应召唤，对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事业给予了真诚合作。大有村裴玉澎，是武乡财主四大家之首，土河座谈会之后，捐粮一千多石，因其多次慷慨捐献粮款，受到嘉奖，选为边区参议员。大活庄村杜青史，原在民国地方机关任职，抗战时弃官回家，在土河座谈会上带头表态，将家中钱粮大部捐出。然而，他们没有料想到，一九四六年土改运动来势凶猛，竟然丧命于暴力之下。
朱德在纪念抗战五周年时，诗中写道：“民主真共和，世界皆仁里。”这两句诗所表述的，正是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的情形。抗战文化贯穿人民民主精神，得益于此，始能取得各界信任，达到广泛的民众动员。抗战甫捷，即对做出贡献的开明绅士施以暴力，夺其生命，岂不是与抗战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了吗?魏名扬游击队是武乡抗战中一支著名武装，曾依赖裴玉澎为之提供资助，裴被打死出于意料之外，这使魏名扬深感抱憾。
怎能不让人抱憾呢?凡背弃了抗日文化，背弃了民主精神的种种作为，无不令人憾惜而痛心。我常常想到伯父画的“实行民主”茶壶，从那茶壶上认识和理解了抗战文化，以为它是前辈留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那些官僚的、极左的、横暴的东西，总是要被历史唾弃的，只有民主的光辉会闪烁不灭。
2005年仲春时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联系中国诗歌学会，组织一批诗人到武乡采风。县里安排一场以抗日民歌为主题的晚会，来自全国的诗人们都为之感动。到砖壁村采风时，村民载歌载舞，把我们带回了抗战的文化氛围中。其后在北京保利剧场举行诗歌朗诵音乐会，《武乡抗日民歌联唱》令全场震沸，掌声不息，在座武乡籍人士尤感自豪。
今年八月十九日，武乡举办八路军文化节，那天尽管雨下得不停，演员和观众兴致不减，雨中的热烈场面尤其可观。晚间看实景剧演出，《在太行山上》的嘹亮歌声，冲破雨烟夜色，回响在山水间。我们在这歌声中，再次领略了抗战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