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仇恨犹太人与他们的教育体系密切相关，在追寻其渊源时我们可以看到，欧洲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排犹主义，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在科学旗号下的“生物种族主义”。“生物种族主义”利用达尔文学说中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等术语解释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碰撞和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宣传生物不平等主义。种族主义是将生物学的不平等推论到人种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它以“科学”的名义，在实践中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是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平等论。
法国学者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曾指出：“其基础是一种新的权威原则，即科学知识的权威……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页)
资本主义兴盛所带来的自由民主和技术理性的实践使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使人们迅速地摈弃了传统文化，这是种族主义泛滥的文化背景。这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知识界对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社会病的忧虑，也促进了以“新浪漫主义”、“新神秘主义”等为名的反理性主义的兴起，今天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源头也在于此。费舍尔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因怀疑启蒙运动的理性，担心科技逐渐令人丧失人性，由憎恶资产阶级的贪婪而转为反改革、反现代化，他们很容易地接受了反民主的领军人物像种族主义者戈比诺(Count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851927)一类学者的蛊惑，而这些人恰恰是强烈的反犹主义者(第45页)。戈比诺是第一个宣言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的人，他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和其弟子张伯伦的《十九世纪基础》都以貌似科学的态度宣传种族论，以种族论解释人类文明的盛衰，核心是只有雅利安人是上帝意愿的体现，犹太民族则是魔鬼的化身。这些伪装成科学著作的种族论在20世纪初畅销德国，成为日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
对于德国知识分子仇恨犹太人的心理变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德国传统的精英在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疯狂念头面前丧失了判断力，在执行大屠杀命令时没有愧疚之心?费舍尔认为，传统的恐犹症的存在只是问题的部分答案，而以科学名义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灭绝行动的技术化和工厂化，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每个个人要面对屠杀的道德问题变成了一个生产线上纯粹的技术活。德国的“安乐死计划”很能说明问题。
1938年，德国的克瑙尔家族出生了一个残疾婴儿，婴儿的父亲要求莱比锡大学门诊部的医生将这个婴儿弄死，遭到拒绝，于是直接求助于希特勒。希特勒指示他的私人医生如果诊断无误，就用仁慈的方法结束婴儿的生命。这是纳粹实行臭名昭著的“安乐死计划”的开端。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签署过实施安乐死的法律，但当时也没有一个医生对此质疑和反抗。从1939年到1945年，德国成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T-4小组”(对外伪称为“严重遗传病科学登记委员会”)，参与者均为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负责实施消灭有残疾的儿童和执行成人的安乐死计划，这基本就是后来大屠杀的原型。“T-4小组”最先在勃兰登堡的一个旧监狱发明了毒气淋浴的杀人方式，其中的4个特点都在奥斯维辛重演：例如把谋杀说成是救治;毒气是最“仁慈”的谋杀方式;安乐死场所即为屠杀的训练基地;训练刽子手的杀人本性。纳粹的安乐死背后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生物科学方面的支持，凡是不符合纳粹种族标准的成人(如癫痫、聋哑)和残疾儿童都是基因不完美所致，消除他们就是纯洁德国雅利安种族的基因库。医生的传统角色也因此必须转变，只要消除不良的基因对国家有利，就应该成为“生物士兵”。费舍尔指出：“此种态度不光是为杀人提供动机和理由，它也使得毁灭的心理进程变得容易。”(第361页)所以在“安乐死”的基地哈达马尔(Hadamar)的一家医院，当被杀者达一万人之时，所有的人都在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