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似一片恣肆的汪洋，那么柳宗元则像一棵外枯而中膏的巨树，看似平淡，实则满溢着强劲的力量。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唐代散文的代表之一，柳宗元的文章散发着一股独特的哲学味道，不仅体之有感，更品之有味。这篇《梓人传》便是凝结着柳宗元“文以明道”“惟陈言之务去”的精华之作。
一、“劳心”者役人
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本意是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为区分建立一种社会政治的理想范式。柳宗元以此论断为基础，指出了“劳心”的重要意义。柳宗元所见的杨姓木匠就是一位“劳心者”：他善于计算、测量木材，通过肉眼便可打量出房屋的样式、高深、长短适合与否。在施工过程中，他负责指挥众多木匠去干具体的事。杨木匠指挥说“用锯子锯”，拿锯的工匠就跑到左边去锯;指挥“用斧子砍”，拿斧子的工匠就跑到右边去砍。在他们的团队中，所有的人都听从他的指令，没有一个人敢擅自做主。如果有人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便要遭到杨木匠的怒斥，而这个人的面色未曾透出一点怨恨和不满。正如其所言：“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没有杨木匠的指挥，所有的人就不能共同建成一幢房子，所以被官府供养，他的俸禄要比别人多三倍;为私人干活，他的报酬占团队中的大半。
柳宗元引而申之，将这一“建屋”事件铺而广之，推及治国之道。他认为帮助为君者治理天下的宰相也应该遵循这个道理。宰相辅佐为君者确定治国理政的方略，再制定具体的举措、各种规章制度交由下面的官吏执行。正如杨木匠绘制一幅建造房屋的蓝图，宰相也要将各种规制了然于心，再胸有成竹地将不同举措交由相应的人员，使他们各司其职，各显所长，从而保证吏治的健康、稳健地运转。
大道至简，万变归宗。世间之事本归一于“道”，而柳宗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感而发，将建造之术推广而为治国理政之道。
二、劳心需以“匠心”充
当思想与行动碰撞，睿智的思想常常凸显出耀眼的光芒。如若抛出一个“你希望成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的选择，人们的首要选择很有可能是“劳心者”，因为没有人愿意耗尽一生的光景去充当“役于人”的角色——这本是一个无可厚非的选择。
看似如此，实则不然。尽管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向往“劳心”之宰相、劳心之君主，但他并未将“劳力”当成一粒尘埃踩在脚底下。这位河东先生在文中如是说道：“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柳宗元并不认为杨木匠生来就是高人一等，奴役其他木匠，而是“放弃”了自己的手艺，专门用思想智慧去统领全局。顾名思义，成为“劳心者”是需要条件的，即需以具体的技艺和手艺去充盈。
梓人在成为“劳心者”之前，必定首先掌握精湛的木工技艺，进而以一颗“匠心”来填充自己内心对于木工技术的升华——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如果他不曾有过这样的升华，他也不可能具备指挥众木匠的资格，更谈不上毫无差错地建起一座房屋。因此，“劳心”需要以“匠心”去充盈。正如庖丁解牛一般，必定已经分解了“数千牛”之后，才能达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游刃有余的状态。也就是说，“劳心”者需经过反复的“劳力”实践，进而掌握了规律之后，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进行“劳心”的指挥与工作。
三、心为体 匠为用
“道”与“术”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哲学命题。《老子》云：“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崇尚体悟之学的老庄以世间真理之“道”为第一要义。只有在“道”的指引下才有“术”存在的可能，没有道的术是没有灵魂的术。孙子在道为第一要义的同时，更给出了如何利用“术”去悟道的方法，《孙子》谓：“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柳河东先生《梓人传》中阐述的亦是这个道理：“劳心”的境界便是“道”;“劳力”的手段便是“术”;“心”为体，“匠”为用。
这篇《梓人传》不仅揭示了、重谈了“道与术”的辩证关系，更是预示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的一个分叉点。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深植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开始了论争。以“格物”的解读为例，朱子强调遍得天下知识，通过“量”累聚从而“致知”;而陆九渊则强调通过格除内心的不正之念，纷杂之想，来达到“心知”的境界，进而以此来指引具体的知识。朱学以下至上，陆学以上至下，分属不同的路径。一言以蔽之，无妨何种方式，何种路径，“致知”乃是终极目标。柳宗元深邃的思想在《梓人传》中挥发地淋漓尽致，耐人细细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