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妖女”之“妖”与“恶妇”之“恶”
在《饺子 吃婴胎的女人》中，有两位主要角色：艾菁菁和黄月媚。她们的身上都具有一种妖性，同属于“妖女”型的女性角色。
艾菁菁是为爱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在丈夫那边失宠后，为追求青春永驻，她身上的“疯狂”特质不断发酵，逐渐占据了她的理智，她的“妖”正在于她的偏执和走火入魔。为追求美丽，她找到媚姨，不惜吃下婴胎做的饺子，心理上也由起初的恐惧，变为对婴胎着魔。到了小说末尾，艾菁菁已然走火入魔。她花双倍价格买下了丈夫的情人connie肚中的孩子，在私人医院的手术室里气定神闲，指挥若定，她要求医生不要注射药物，以保证胎儿干净无毒。李碧华通过对艾菁菁一系列行为的描写，表现出她已然由失宠的豪门太太，变身为残忍、病态、偏执的妖妇。
小说中这样描写艾菁菁的外貌：“光影中，艾菁菁如妖艳的女鬼，几乎认不出的亮丽。她皮肤白里透红，双眸双汪汪灵巧而迷人，浑身有莫名的光彩。”这种危险的美丽让人不寒而栗。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用残忍的手段追求美丽、青春和长生不老，一向是“妖女”的特征：《西游记》中的蟒蛇精喝下年轻人的血液，就可以立即恢复青春;《聊斋志异·董生》中的狐女，靠性行为取得男性的精血，从而修炼内丹……艾菁菁对于青春和丈夫的偏执，已然让她成为现代的“妖女”。
《饺子》中的另一女性角色黄月媚，更是妖气十足。她六十多岁依然妩媚魅惑，仿佛传说中长生不老的妖精。年轻时她是深圳一家医院的人流引产专家，面对求情的女人，她无动于衷，一针下去便胎死腹中。有时，取出的胎儿已经初具人形，她却能对此麻木不仁。只身来到香港后，为拿到“三颗星”的香港身份证，她委身嫁给一个没文化的厨子，任由对方打骂、泄欲，拿到身份后迅速离婚，为达目的，她不择手段。之后她便做着婴胎生意，理直气壮地用《本草纲目》、历史上“易子而食”的故事、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岳飞的《满江红》为自己背书。在黄月媚这个女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人性，她心狠手辣，无所忌惮，没有人性，徒有妖性。
在艾菁菁和黄月媚身上，读者可以发现她们的“妖”是有共同点的，艾菁菁要青春永驻，媚姨要钱、要地位、身份，她们有着不同的目的，却相同地有着不择手段的决心。而在《潮州巷 吃卤水鹅的女人》这篇小说中，主角陈柳卿则是以区别于“妖女”的另一形象出现的，可以称之为“恶妇”。为避免谢养把二房和私生子接到香港，陈柳卿亲手在谢养的刀上抹上了经血，破了刀的戒，使得谢养在练功时将自己刺伤，血流不止。而她则看着谢养流血而亡，并在之后三天偷偷在练功房里分尸，将谢养的尸体分批放进了家中祖传的卤水桶中。与“妖女”不同，陈柳卿是唯一对男性举起了武器进行对抗的女子，“妖女”们比她要更有心计，更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而陈柳卿的行为则体现出一种力量感和狠劲。
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共通点在于，她们都不是在传统男权社会下逆来顺受的女子，不是温良恭俭让的“标准”女性，而是所谓的“坏女人”。她们有着异于“常规女子”的坚硬的内心和一切行为都只为自己的自私。但是，追究起她们各自行为的动机，能看到的是男权社会下的三种女性形象——被驯化者、顺应者和复仇者。
二、男权社会下的三种女性形象
艾菁菁是男权社会的被驯化者。她适应并主动迎合男权社会为自己框定的价值标准。为了挽回变心的丈夫，她花高价买下婴胎做的饺子，心理也由开始的恐惧变为享受，这其中的转变体现出女性对青春的渴求。西蒙娜·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女性的社会属性是由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传统规定与赋予的，长久以来，女性的外貌一直被视为是性资源的一部分，长期受到高度的关注。以《聊斋志异》为例，在《陆判》一文中，朱生对前来报答的陆判官许下自己的心愿：“山荆，予结发人，下体颇亦不恶，但头面不甚佳丽。尚欲烦君刀斧。”请求陆判官为自己的妻子更换容貌。在男权社会氛围的长期浸润下，不仅男人会对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许多受到规训的女人也自觉地管理起了自身的容貌，甚至因此而产生容貌焦虑。在艾菁菁发现丈夫和connie偷情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站在全身镜前审视自己：“身材仍不错，但肌肉有点松弛。眼睛仍明艳，但眼角有点下垂。最差是皮肤……斑点出来了，还泛黄，皱纹毫不留情地长驻……整整一星期，晚上心痛得失眠。”女性身处于男权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物化为物品，用审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样貌，而她的丈夫李世杰，更是只爱漂亮皮囊，将每位女性异化为性客体的男人。面对频频偷情的丈夫，艾菁菁只觉得是自己衰老了，留不住他的心，却没能察觉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她的丈夫是个只受情欲支配的“下半身动物”，也没有意识到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规训是一种非正当的束缚。在小说后半段的慈善舞会上，艾菁菁凭着回春的容貌获得全场瞩目，名媛、太太们窃窃私语：“她愈来愈漂亮，丈夫的心也抓回来了!”读者不难想象，在艾菁菁失宠的时间里，圈内的太太们会以什么语气讥讽她的年老色衰。凭借外貌得宠竟成为太太们的共识，她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男权的话语体系之内。艾菁菁在来自外部舆论和丈夫抛弃的压力下，逐渐染上了“妖性”。
黄月媚是男权社会的顺应者。她显然明白做什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嫁给香港人是拿到“三颗星”身份证的捷径，就果断地“出卖色相”，嫁给一个厨子，任其打骂。男权社会不能威胁到她，她反而可以借力使力，只求后果，不问前因。黄月媚并不反抗什么，她只关心自己，男权世界对她似乎构不成威胁，反而是她在做性主体，用妩媚诱惑李世杰，让自己享受到性的快乐，并且获得她所渴望的金钱。但是再向前追溯，读者会发现，黄月媚是受过男性背弃的女人，她的变化是在被退婚后才开始的。已然订婚的艺术家男友不言不语地退还戒指与她分手，也许是怕将来的孩子有报应，也许是怕黄月媚，总之，他毫无责任心地一走了之，黄月媚含着一嘴的排骨饭追了出去，“嘴里的饭和肉，从此不上不下。不能咽，苦水又吐不出。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永不结痂的伤口”。李碧华塑造的王守艺是一个需要卖血去买单反相机的艺术家，他并非家世显赫之人，甚至为了艺术而过得很拮据。黄月媚爱他，并不出于对物质或身份地位的渴慕，而是由于他英俊、颓废、有性格，多年后重逢，告别后黄月媚仍目送着他一路走远，神情恍惚。黄月媚并不是无情无义的冷血之人，她的后来冷酷乃至残忍尽管不能完全归咎于情伤，却也是情伤才触发的物极必反。李碧华通过对黄月媚行为动机的交代，丰满了她的人物形象，而在《聊斋志异》乃至中国许多传统文学作品中，妖女们行坏的目的却或模糊，或奇幻：如利用男性的精血炼成内丹等，甚至在许多时候，作者并不交代这些“妖妇”到底有何居心，她们似乎天然地就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们生来就风流、淫荡，男人们只是受到了蛊惑的受害者而已——男权主义者的经典论调。李碧华通过对黄月媚过往的交代，表现出一个女子在男权体制倾轧下过度反弹导致的悲剧。
至于陈柳卿，她是李碧华“吃”系列小说中唯一对男权社会进行实际反抗的“复仇者”，她亲自挥刀，分解了谢养的尸体，让谢养永远都逃不出家里的卤水摊。这本应是快人心的复仇，读者却只能感到寒心，因为陈柳卿的复仇是无奈之举，是被步步逼到死角后的绝地反击，从中读者只能感到女人自己就像卤水鹅，刀起刀落下被屠得片甲不留。谢养这个潮州男人重男轻女，和自己长期一同生活的女儿比不上情妇生下一年的“香灯”，倘若他把情妇和私生子接到香港，陈柳卿和女儿谢月明必然成为家里的外人。平日在店里，陈柳卿一个人要负责清洁、洗刷、搬桌椅、下厨……样样都来，工人在月底支薪水，可她的薪水却只是一个男人，她不把握着家里的经济所有权。同时她和谢养没有婚姻登记，无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陈柳卿杀夫的原因自然有因爱而生的恨，但更多的却是现实的考虑，“卤水鹅”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卤水鹅”，女人再是挥刀起肉，也逃不过自己的命运被捏在男人手上。谢养是必须死的，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意思，女人的权益要靠那一纸婚书保障，否则就可能随时被逐出家门，这实在是太荒谬的悲剧。月明自然是明白母亲的，她知道父亲并非一个好的丈夫，而母亲却一手一脚地将她抚养成人。她们是“深谋远虑旗鼓相当的母女，同病相怜，为势所逼……永远同一阵线”。这种对男权势力的厌恶与憎恨通过血脉得以继承。谢月明对唐卓旋的感情并不出于完全的爱，她嫁给唐卓旋是“蓄谋已久”，她聪明地靠近他，让他爱上自己，她不要和母亲一样成为被男权倾轧得被迫反抗的受害者，她主动地顺应着男权社会，从中得到自己所愿的东西。
在艾菁菁、黄月媚和陈柳卿身上，读者看到了男权社会下的三种女性形象，她们的动机与行为各有不同，却都让读者感受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在男权势力下独善其身，或多或少都与之两败俱伤。
三、李碧华的书写体现出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叛及颠覆
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指出，19世纪的男性作家笔下只有一类女性——天使型人物，没有自我，甘愿为男性奉献或牺牲，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她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男人服务，这其中体现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一旦有了自己的个性与诉求，就会像《简·爱》里的“疯女人”一样被关起来。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与西方一致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仍以《聊斋志异》为例，读者可以发现，蒲松龄笔下的女人不是贤良淑德的贤妻，就是轻浮浪荡、心怀鬼胎的妖妇，“贤妻”与“妖妇”的分类，正是从男性立场做出的对女性的二分。小说中，妻子往往是心甘情愿为丈夫操持一切的形象，她们性格的核心是一种服务者精神，而那些不那么符合礼教规范的女子，就会被塑造成欲擒故纵、蛊惑人心的妖妇。蒲松龄既不交代这些妖妇的形成原因，也不解释她们行坏的目的，她们在文本中被丧失了自我和“被沉默”,“女人”这个名词里包含的内涵和复杂性，已经在男性作家的话语中被简化和忽略。
另外，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男性长期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用笔塑造出理想的女人，在潜移默化中做出对女性的规训。尼采在《快乐与科学》中写道：“是男人为自己设计出女人的形象，女人再按这形象来塑造自我。”李碧华一反男性作家对女性平面化、教条式的塑造，推翻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浪漫”想象，大胆地描写出了各式女性的不同欲望，用文字为她们夺得话语权。她将焦点放置在这些所谓的“妖女”和“恶妇”身上，用笔写出了她们真正的心声。“妖女是迷人的，她就像一种流动剧团的女演员，演出一部具有这种诱惑和叛逆性的戏剧，以反抗父权制结构对她的摧残，于是她成为对女人有诱惑力的叛徒。”李碧华通过文字，刻画出女性的不同样貌，并通过揭示她们疯狂背后的成因，从而对男权世界进行尖锐的批判。
李碧华敢于、乐于写“非典型”的女人，也乐于创造反传统的女性关系。在《潮州巷》中，李碧华以女性的视角，塑造出反传统的母女形象。母女间的关系终于不再局限于“共生、对抗、倒置”这几种，而是更团结、更亲密，甚至类似于“战友”，她们在男权社会下互相扶持，让读者感到一种女性团结所带来的希望。在中国长久的男权话语体系中，女性间的关系却要么被污名化，要么被边缘化，在李碧华的笔下，女人间的关系终于突破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窠臼，有了自身的主体性。谢月明和母亲陈柳卿之间的感情有共同的对谢养的怨恨，也有母女连心的默契、养育与被养育的感恩与亲近……而艾菁菁与黄月媚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两个女人对同一男子的争风吃醋，而是有更复杂的层次，掺杂了更多女性的个人欲望。艾菁菁因衰老而失宠，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唯一的知交竟就是阶级悬殊但洞察她内心秘密的媚姨，她邀请媚姨到自己的新家，各自说起来自己的经历，竟像朋友似的达成共识：男人都爱二十岁。从中透露出作者对男人的讥讽与嘲弄。尽管后来黄月媚有了李世杰这一超级贵客，但她的心理并不是故意要与艾菁菁比拼，她只是纯粹地贪婪着，享受着从关系中获得的金钱与性快感，最终仍是为了自己。她们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情敌关系，而是既有惺惺相惜，又有彼此提防，同时各自有着隐秘的优越感……
另外，在《潮州巷 吃卤水鹅的女人》乃至李碧华的整个“吃”系列小说中，男性时常以丑恶的面目出现：负心汉谢养、只受情欲支配的李世杰、懦弱的王守艺……而无论是艾菁菁、黄月媚还是陈柳卿，都深情地爱着某个男人，她们重情重义，与故事里的男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碧华通过这种对比，实现对男性形象的正面批驳。
综上所述，在《潮州巷 吃卤水鹅的女人》和《饺子 吃婴胎的女人》二文中，李碧华分别塑造出了“恶妇”和“妖女”两类女性形象，她们的共性在于她们都是“坏女人”，有着自己的欲望和不择手段的决心。然而她们却又是截然不同的三类女子，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分别成了被驯化者、顺应者和复仇者。李碧华通过对这些“坏女人”的全面刻画、对女性关系的重新建构，以及对男性形象的正面批驳，对男权社会进行了批判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