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故事，我是2005年写了《金陵十三钗》(中篇版)，2006年写了《小姨多鹤》，2008年写了这个《寄居者》，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中国台北去驻扎了(笔者注，严歌苓丈夫莱瑞先生被派往此处工作)，写了那个《寄居者》，2010年我又把《金陵十三钗》改成了长篇。因为我们家族里有一位亲戚，在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他当时被留在了南京。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没能撤离。他在南京写了一个《陷京三月记》(笔者注，作者蒋公榖，系军医)，就是他写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经历，是作为他个人的一种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见证吧。当我看到了他这一本书以后，我觉得好多史实，他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一些旁证，所以我就把那个《金陵十三钗》，又重新地把它扩展成一个长篇。
刘艳：为了能写好这个小说《小姨多鹤》、写好日本人，您还两次去日本居住过一段时间，体验生活。您说过日本女人的“静”和刚强、倔强相辅相成。的确，在多鹤身上，您很注意写出了她的“静”怎样与她的刚强、倔强相辅相成。您讲过第二次去日本才住了两天，但所住的山村小客栈的老板娘由于“完整雪藏了经典日本女性的仪态、谈吐、品格”，都为您创造多鹤提供了最好的第一手资料。④
有关这两次去日本实地体验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以及您觉得把多鹤写得像个日本女人，最关键点是什么?是哪些人物特征?还有您一直坚持地踩在人物的鞋子里来写人物，应该也是很关键的吧?
举个例子，多鹤刚到张二孩(张俭)家不久，曾经出走过，全家人寻她不着，她后来竟然自己回来了。二孩原配妻子小环带着东北女人那股虎劲儿，扯住她就往自家院子里走。“小日本婆听不懂小环的话，但她的嗓音听上去像过年一样热闹，她便停止了倔犟，由她一直把她扯进堂屋。”⑤这是多鹤视角的叙述。“一晚上谁也没从小日本婆那里掏出任何实情来。第二天晚饭桌上，小日本婆把一张纸恭恭敬敬铺在大家面前。纸上写着：‘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哥、弟、妹亡。多鹤怀孕。’”⑥这是小环和张俭一家人的视角。“小环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了之后，就在第二天，他看见多鹤在小屋里给孩子们钉被子，心里就有一阵没名堂的温柔。当时她背对着他跪在床上，圆口无领的居家小衫脖子后的按扣开了，露出她后发际线下面软软的、胎毛似的头发……中国女孩子再年轻似乎也没有那样的后发际线和那样胎毛似的头发。也许因为她们很少有这种特殊的跪姿，所以那一截脖子得不到展露。……他化解了那么大的敌意才真正得到了她，他穿过那样戒备、憎恶、冷漠才爱起她来!”⑦这是张二孩的视角。
以上仅是很简略地举几个例子。我个人觉得，《小姨多鹤》最难的是、当然也是最为成功之处，是成功地采用了多鹤、张俭、小环、张俭其他家人们、邻里等不同的人物视角叙事，是把多鹤写得让读者觉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日本女人，即使她滞留在了中国几十年，也依然保留着她不同于中国女性的很多特质、特征，比如您多次写到她会鞠躬致谢，她那么喜欢擦地和保持家里的洁净，她的身体，像皮肤、五官和毛发等，也都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貌特征……严歌苓有时候会以揶揄的笔调写道“小日本婆”，等等。而按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她要与张二孩的家庭一起生活大半辈子，她与他们之间会有隔阂、不能沟通，也会有基于人性人情温暖而逐渐生根和生长着的彼此的友善、友好甚至是与张二孩之间由最初仅仅是为了小环被日本人所害不能生育、她被买了仅仅是为了张家传宗接代的需要，到她与张二孩虽然还是隔着一定的不能互相完全地把握对方、却是彼此深深地互相吸引和相爱着。而多鹤在这样一个家庭，她与张家各家庭成员之间即使较易沟通和能够逐渐融入这个家庭，但是与邻里、与张俭的同事如何相处、家人们如何瞒下多鹤的日本人身份，都是小说叙事的难题。而小说在这些方面都处理得很好。当时您在写作《小姨多鹤》时，是在心里有什么尺度吗?在处理这些方面的叙事难题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和心得?
中国作家写外国人，哪怕是写日本人，很容易写得人物本身不像外国人，小说中的“外国人”往往倒像是拥有着外国人的名字，但心理和样貌包括言行举止等特征都宛若是中国人——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写作上的败笔、创作上的失败。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由是什么?您又是怎么避开这样的写作陷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