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坐在一个饭厅里，都坐在地上，一个矮桌，然后她进来就是这样半蹲着走路，把菜放在桌上，然后呢，她又鞠着躬，然后最后也是半蹲着，就这样面朝我们，这样退出去，带给我的印象和感觉很深。我就能看到她这种非常典雅多礼的传统日本女人的这个形象。所以我想，我就把这种印象吧，形象地写出来。其实我写的也是一个“印象”日本女人，我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日本女性。我把这个人的外表、形态和我们遇到的那个日本女制片的倔犟刚强的内心呢，就结合起来了。我就觉得吧，是在我终于能够有自信写的时候——就是能把这两个女人的内、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动笔写《小姨多鹤》的故事了。
刘艳：您写过的与日本侵华、抗日战争有关的小说，有《金陵十三钗》(分长篇和中篇版，中篇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1月版，长篇版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和长篇小说《小姨多鹤》(2008年首版)、长篇小说《寄居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2月首版)、《666号》(原发《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首版)也与抗日战争具有相关性。
《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都是文学性、艺术性尤为丰沛的作品。而《金陵十三钗》小说的画面感和类似电影叙事的小说叙事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小说与电影之间无障碍切换。《小姨多鹤》所包含的时段和历史时间更长、所讲述的故事和事件更多，很难仅仅以一部电影就将所有内容包容和体现出来，所以这也可能是《小姨多鹤》已经有了孙俪主演(主演者有孙俪、姜武、闫学晶等，34集，上映于2009年)的电视连续剧，却还没有电影的缘故吧。《小姨多鹤》和《金陵十三钗》的写作，当时差不多是同时吗?还是《金陵十三钗》在前，然后是《小姨多鹤》?是不是这两篇(部)小说之后，马上写作了《寄居者》?比较了解您一般都是一部接着一部小说来写，有时候甚至有同步或者交叉进行的情况。特别想了解您《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和《寄居者》创作的前后顺序及当时为什么一连写作了这好几部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小说?是写作的兴趣、搜集的素材和听来、看到的故事都比较集中在这个题材领域吗?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严歌苓：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时间，确实是连着。第一次写《金陵十三钗》中篇的时候呢，是2005年，我从非洲到美国办事儿，然后住在家里大概有20多天吧，我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很快呢，就听有一个制片人想做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故事。那么我其实是一直对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非常熟悉，就是一直在做一些零零星星的这些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因为我也很想写这段故事，正好碰巧呢，这个制片人说你能不能写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嗯，可以呀，我说我试试。
我试试用我的知识和我在柏林墙所看到的那个故事——就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的故事当中的那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笔者注，《寄居者》的原型来自柏林墙②)，我就把这个男女主人公对换了位置(笔者注，变成女救男的故事：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美籍华裔姑娘May与奥地利的犹太青年彼得一见钟情，在获悉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后，她想出了一个胆大、心硬和想象力丰富的计划，她把与彼得形肖酷似的美国犹太裔青年杰克布·艾德勒从美国本土骗到上海——当然是利用杰克布对她的感情，好利用他的护照帮彼得逃出上海、前往澳门并最终转往美国③)。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非常传奇的逃亡的故事写了犹太人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就这么把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通过这种小说虚构，然后把它给装进去了。装进去以后呢，其实让我感到冲动的呢，是移民的这种漂泊和放逐的这种经历，我觉得这种经历呢，其实华人也是体验非常深刻的，与犹太民族其实是可以分享的。
早期，华人是从福建、广东沿海，漂泊到许多国家——南洋的国家和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是欧洲的国家。去往欧洲的，当然主要是来自福建和浙江交界处的温州一带的、沿海的人吧。他们的漂泊经历，而且漂泊形成的这种集体潜意识，其实是和犹太人长达2000年历史的漂泊，是有一定的可以共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有趣的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唱的一首歌叫做“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歌曲名《花踪》)。海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华人。那么其实也就是海岸线的大地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有华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当时写作的一个抽象的一种意象、对于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这样一种抽象意义的一个意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