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里，已经回答了一些。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写哪一种种族的人，非华人种族的人吧，其实都是要首先跟他们相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相处。第二呢，就是语言的沟通，肯定不能有特别多的障碍。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比较幸运，因为我跟这个日本的女制片人沟通，都是用英文进行无障碍的这种沟通。那么她也能谈到她自己的家庭啊，她怎么对她的丈夫啊，谈到一些细节。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在后来的两三年当中呢，彼此沟通的一些情况，就是没有障碍的这样一个沟通方式。另外呢，我当时到日本以后，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当地陪同人员。他讲英文讲得非常好，当然他是个日本人，他也讲日语。他陪着我去村子里啊，不断地给我找到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那个时候去我们的关东、就是去当时“伪满洲国”去开垦的这些人的资料。所以说，就是我们这种交谈和没有障碍的沟通吧，是一个前提。
所以说呢，我觉得自己对英文的掌握，能够让我跟德国人啊美国人呐，或者这个日本人都能够交流顺畅、无障碍沟通。只要他会讲英文，那么我与他们的这种沟通，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靠自己的敏感和观察力，去解决一些写作难题：对于那些是他们民族的特征，或者是这个民族的个人的特征的一些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方面，就得完全靠你自己观察得出来的一些印象吧。小说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地方能够写好，我觉得这跟我天生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我对人的这种敏感，可以说是非常敏感，敏感达到了一种极其高的高度、近乎病态高度的这种敏感度。所以我对一个人，往往很快就能够形成一种印象，那么再熟悉起来呢，就发现我后来的了解和最开始的这个印象呢，是相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人永远在这种观察、欣赏、理解和这个不断的交流当中，这种对人的那个发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也就觉得，那么，这个可能对我写小说和创造人物形象是有很大帮助的。
刘艳：《小姨多鹤》的“序”在我看来特别重要，不可或缺。基本上采用了多鹤的视角，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序”中对日本战败投降后，在“伪满洲国”的“垦荒开拓团”六个日本村子村民撤退溃逃时的情状，作了极为真实和令人震撼的历史书写。
多鹤一家所生活的代浪村，村民几乎全是些老弱妇孺，但村长却安排枪手射杀村民，后来遭遇了中国游击队员——杀了村长们，其他村民才得以撤退。撤退路上，先是为免拖累大家，所有伤员都自尽了;然后，女人们开始了“杀婴行动”。这个序自然引出了紧接着的张家为什么会有七块大洋买多鹤作为生孩子的工具的故事。而“序”所展现的战争所造成的对于民众的伤害和伤痛，几十年都一直潜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多鹤也经常被家破人亡的恶梦萦绕。张俭内心对多鹤从拒斥、当成敌人异族女子恨和厌恶，到深深喜欢上她;从曾用计，偷偷把她遗弃在荒郊野外，打算抛弃她，到爱她到不可思议、难以自拔，两人为躲开小环而常常到外面偷情;多鹤起初非常敌意地对张二孩这个中国男人，到爱上这个中国男人，她甚至懵懵懂懂、一厢情愿甚至坚定不移地认为张俭为了保护自己、才造成了想害自己的小石的死亡……张俭和小彭等人，对多鹤，从作为敌人日本人来仇恨和厌恶，到理性和感性当中知道多鹤不是敌人、也是被战争害得失去所有亲人的孤儿。“这其中的逻辑转换便是人性，是人们对于战争伤害和残酷的同样无法面对。战争的灾难和家破人亡不该由普通的平民尤其老弱妇孺来承担。这就是严歌苓在《小姨多鹤》当中作出的思考，这思考绵密细致而丝丝入扣。”⑧
您当时怎么想到这样别出心裁地为《小姨多鹤》这样一部小说写作这样一个“序”?实际上也是小说叙事的一部分，是《小姨多鹤》所有故事的“前史”。但是，赋予其“序”的文本地位，正好可以去与主体叙事相区别，显出这段叙事独立存在却又是后面所有故事和人物心理基础并具有为其作出铺垫的价值意义。您怎么看待您为《小姨多鹤》写作的这个“序”?
严歌苓：我发现你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因为小说《小姨多鹤》，其实是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呢，是从这个日本女人被装在麻袋里，放在台子上面被拍卖的时候开始写的。那前面那个序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帮我翻译了这本书，就是关于当时满洲里的这些日本人逃亡的这本书(书名叫《永不落的夕阳》，这本书的书名直译过来的名字是这样的。)(笔者注，他们当然是“落”的)，是日本人写的。所以就把他们那个整个村子里发生的集体自杀，基本上我是用写实、用纪实的写法，来把它放在这个小说的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