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生态批评视域下汤素兰童话中的儿童生存困境探析——以〈笨狼的故事〉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202310555335)。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倾向，生发于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在1978年《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文章中提出的“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随后生态批评视域在美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其要旨是通过研究作家创作和文学文本，研究并探讨人类的存在形式和文明的进化模式，以便从文化的根源上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进而重新定义生态人文精神[2]，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与此同时，这一理念不仅清晰彰显在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生态理念中，而且还体现在公正、高效、和谐与人文发展的社会生态内蕴里。近年来，随着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意识屡见不鲜，汤素兰作为湖南大山里土生土长的一代，她的作品《笨狼的故事》立足于现实，充满着其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富含浓厚的乡土气息，刻画了大量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内容，给人们呈现了主人公笨狼眼里的城市与自然书写，展示了其自然与精神的双重困境。
一、自然生存困境：科技异化对儿童社会化的生态伦理解构
“儿童社会化”指儿童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习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3]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大量成人世界的信息涌入儿童世界，儿童受到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影响，儿童开始走向成人化，其内在行为与成人的行为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可能会造成儿童性格、人格的异化，不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儿童与“外在自然”相隔离。外在自然是指儿童之外的自然界，能够给儿童提供大量自由活动的空间。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抓”住了儿童，儿童在城市中“与世隔绝”，儿童的好奇心、自然天性受到了抑制，与外在自然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在科技进步如此迅速的大时代背景下，科技异化的现象日益增多，儿童的生态自然观受信息科技文明的影响而逐渐没落，因此他们的自然生存困境需要得到重视。
在《进城历险》这一章节中，是童话世界中自然生态的诗意书写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初次碰撞，当第一次离开森林镇的笨狼笑着问落在树梢上的白鸟“热闹”是什么好看的东西时，白鸟只是冷淡回应道：“问什么问，自己不晓得去看!”随后便鼓起翅膀飞走了，并且当笨狼毫无恶意地登上出租车时，司机却“尖叫一声，滚到车下去了”[1]。从笨狼与白鸟的对话及司机的反应中，不难发现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处之中的生疏与不信任。科技异化、技术理性给当代社会人民树立了一道无形的厚屏障，人们往往沉溺于虚拟世界而无法通过原始的精神生态沟通搭建心灵的桥梁，因而他们难以走出自我的“社交孤岛”去实现与他人的交流。此外，文本打破了传统的乌托邦世界建构，将儿童的天性自然以动物视角的方式带到现实层面，在故事中笨狼出于好奇心理开着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出租车”闯进了城内最大的百货商店，里面的人们在得知是“狼”侵入了商店后，纷纷抱着脑袋逃窜，唯有一位买洋娃娃的小姑娘留下来帮助笨狼，牵着这位来自森林镇的“新旅客”走下自动扶梯。[1]与商店里的其他人相比，小姑娘对待笨狼的态度体现了“儿童对动物的兴趣或许是他们自身内在诉求的表达，而不是符合某种成人式的教化手段”，本能的亲近自然也能够保护自己，救赎自己，儿童被现代性价值观摧残的纯净心灵，在自然中得到了释放与救赎。[3]在城市文明的儿童与自然文明的笨狼的和谐共处中，不仅可以体悟到作者浓厚的生态关怀及其文本的自然审美内蕴，并且对于反思当代生态文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警示作用。人类在远古时期形成的“道法自然”思想中有着明显地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鬼神说的发展就是典型例子。但是，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不断遭到污染和破坏，不仅改变了自然的原生态面貌，也逐渐改变了人与自然间的生态伦理准则，即“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这一首要前提。[4]因此，无论现代科技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成为自然的主宰，完成打破自然生态伦理准则的科技进步。
在《组装电视机》中，笨棕熊把电视机这一代表现代都市文明的物品引入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数字科技文明与自然生态文明的一次碰撞。电视机本来就不应出现在大自然中，即电视机这一意象代表了大自然中出现了科技异化现象，它是外来入侵者。虽然电视机中的动画片表演的多么绘声绘色，引得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围在胖棕熊的家里驻足观看，但在笨狼用木箱子改装后的电视机完成时，森林里的居民都来到这台“木头电视机”前表演节目，于是胖棕熊因无人来到家门口观看彩电而感到寂寞，他与笨狼提出想在其电视机前“当一回明星”时笨狼爽快答应，之后笨狼反问道：“把你的电视机也搬到森林广场上，让大家都看到行不行?”胖棕熊却以“那是我的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了共享，并要求笨狼只能在其家里看一回电视。[1]随后笨狼阴差阳错间把胖棕熊的彩电拆解的行为，就是作者本人通过笨狼之手，表达对科技异化的反抗和和谐生态难以实现的无奈。文本透过“电视机”这一物象，折射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科技对自然的侵入，其打破了原生态自然的人文和谐与稳定。当自然生态因科技异化而遭受破坏时，儿童的生长环境继而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自然属性在“社会化”的历程中逐渐消退，为了构建人与自然的相互共生，笨狼发明了木头电视机并得到森林镇居民的一致认可，相反胖棕熊的彩电在最后受到了其他动物们的抵制，这充分体现出“笨狼妈妈”汤素兰生命史里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生态观。
在《糟糕的发明》这一章节中，笨狼突发奇想，给小猪换一条又长又漂亮的马尾巴，给聪明兔做一双合脚的鞋子，把小松鼠的尾巴用皮筋儿扎起来的一系列做法[1]，使他的朋友们遭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四时有序，万物有时，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发展规律。“马尾巴”“皮筋儿”“鞋子”都是在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无节制的破坏活动，导致其受到了无情的惩罚——首先是小猪装上马尾巴后，一个筋斗栽进湖里，差点淹死;其次是小松鼠在树枝上跳舞摔断了腿，最后聪明兔在逃避尖嘴狐狸捕食时双脚使不上劲儿。[1]文本淡化了惩罚的力度，加强了童话虚构色彩，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远超过如此。显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喜欢发明，爱好发明是一件好事，但是运用科技来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生态平衡，最终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反噬，反映出在当下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客体关系仍存在隶属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加深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笨狼的这一行为就好比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和破坏。在此背景下，儿童的外在物质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生活质量逐渐降低，因此他们的自然诗意空间不断被压缩，生存困境随着社会发展日益凸显。
二、精神生存困境：物质文明对儿童社会化的精神生态漠视
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或者家庭往往都能满足孩童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需要。在当代社会建构中，儿童基本被赋予一定的标签和定义，他们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减少对诗意自然的精神生态追求，以此来完成社会范式认可下的标准儿童历程[5]。早期社会化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顺利融入正常社会，但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偏差，往往会导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过早社会化倾向，即儿童过早接受成年人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不仅对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也给社会的传承与延续构成潜在的威胁与挑战。与此同时他们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其自身的自然天性与精神生态受到极大的漠视与忽略，因此在物质文明飞速腾跃的时代中，儿童的精神生态需引起关注。
在《笨狼是谁》中，故事以笨狼的父母要出远门旅游为开端，只留下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还有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1]可以说，笨狼后来经历的一系列故事，都是在他无意识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他本我的真实反映。而笨狼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学前儿童，他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但是他的行为必须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从原始的“不成熟”的状态中走出来。但是在本文开端就交代了笨狼所处的现实生存处境，它的父母离他而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偌大的森林镇里独居，但年龄幼小的他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支持，他无法以儿童的心智去面对俗世里的繁杂事物，以至于在整本童话中出现了“把家弄丢了”“孵太阳”“煮雪糕”等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这些篇章的背后折射出当今留守儿童的现实生存困境，他们缺乏父辈的正确引导与教育，导致他们没有形成基本的生存意识，只能在不断地尝试与失败历程中磨砺自身，才能完成“社会化”的历程。童话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镜像”反映，其中映射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命形式，而形象则是承载生命形式的媒介，通过“笨狼”这一鲜明形象，人们可以深刻体察到当代儿童的生存困境，透过艺术作品体悟生活真实，这正是“笨狼妈妈”汤素兰一直坚持童话写作与儿童书写的原因所在。[6]
在《当警察》这一章节中，笨狼毛遂自荐，成功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但是却因自身的长相而被辞退，这种理由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虽然笨狼感到很奇怪，但是在局长连哄带骗的劝导下，笨狼还是遗憾地走了。笨狼是学前儿童，它还不具备成年人的逻辑思维和社会道德意识，因此接受正确的规范启蒙教育是其成功的一半，儿童最直接的教育来源在于父母，而父母的缺失是导致笨狼之所以“笨”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父母的正确引导，笨狼被警犬阿黄打压，在警察局受到排挤，这都是因为没有父母在背后做强大的物质与精神支撑造成的，所以笨狼才任人欺负。笨狼可以看作是留守儿童的缩影，当代留守儿童面临着父母缺失这一重大问题，很多父母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自主意识时便外出务工，留下儿童给家庭里的祖辈抚养，但由于祖辈间的年龄悬殊太大，在思想体系等多个层面差异明显，因此他们难以与儿童在成长历程中形成良好的精神层面沟通，导致多数留守儿童无法建构正常的精神生态。并且儿童依恋关系的建立大都来自父母，依恋关系即指日常生活中所谈及的安全感，也是孩童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当父母长期缺席儿童的成长时，他们就不能为留守儿童自我意识的健康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帮助和反馈，因此，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健康发展受到了阻碍。就如正文中当笨狼的父母出远门，不再像以前一样喊他起来起床、洗脸、吃早点，他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身份，这都是缺乏引导的后果，所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责任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他们的精神生态空间需要在完整的自我主体认知后才能真正形成。
在《钻石项链》中，警犬阿黄利用笨狼天性善良却智力愚笨的特点对其展开“项链”诈骗，而红狐狸小姐与棕熊先生也在购买项链的途中对笨狼采取言语哄骗与金钱陷阱，让没有接受过父母正确引导的笨狼掉入了他们的蒙骗中。弗洛伊德将人的主体意识分为三类，即“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人的原我，其认为幼儿的精神人格完全属于本我，他们没有世俗的是非好坏的观念，其全部生活都受潜意识的快乐愿望支配，较少受社会范式与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约束去展现自己的本性[7]，但是随着小孩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累积，教育和习俗的影响，会从本我意识中分化出自我主体人格。笨狼作为一名儿童，他的“笨”是他善解人意的外在表征，是他“本我”的展现，并且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可以窥见其善良的本性。笨狼虽然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但是其言语与行为更像是孩子们身边的小伙伴，作者建构这一与儿童思想意识与行为倾向极其相似的动物形象，旨在让“笨狼”这样的童话人物回归生活本真，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打通现实与幻想的隔阂[5]，让人们能在阅读作品时切身体会其生存困境，了解它纯真善良的自然天性在俗世社会里往往受到压迫与凝视，导致其自我精神生态的空间不断被压缩，“本我”在社会的范式约束下呈现出一种退让状态，只有思维不断进步直到符合时代需求才能完成所谓儿童社会化的历程。而作为社会主体的成年公民，如阿黄、棕熊先生等却未曾给予孩童良好的精神生态空间，他们用成年人的目光审视儿童的精神生态建构，要求儿童符合社会伦理标准，却往往忽略了他们天性自然的生态思想，因此学会用成人的视角去体察儿童的精神生态困境，以此来帮助他们实现良好的精神生态显得尤为重要。
汤素兰认为，笨狼的“笨”既是儿童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也是成年人渴望永葆的童心，而森林镇则是“笨狼妈妈”的想象投映，而文本却在故事情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中展现了“笨狼”即当代幼童的生存困境。本文结合生态批评这一崭新视角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并从自然生存困境和精神生存困境两重维度出发诠释童话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内蕴与现实意义，以期人们在阅读这部童话时能对当下儿童生存困境有新的认知与体悟，进而实现文学与现实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