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散文有感
在读有些文章时，偶尔会碰到几句近乎旁逸于正题之外的文字。古人谓之曰“闲笔”。“闲”者，与正事无关也。
但其实，“闲笔”并不“闲”。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记述他在广州炎暑逼人、心目中又离奇芜杂，只好编编旧稿来解闷驱热的那种虽生犹死的生活时，插入这样一段文字：“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这盆“水横枝”与作者当时的境遇和心绪并无多大关系，在这里不可能成为非记述不可的对象;作者把它写进文章里，也没有像有些抒情诗文那样赋予它某种比喻或象征意义。仅仅是随景就物，信手拈来，遣之笔端——实在是再也“闲”不过的文字了。但这篇“小引”，却因此在它本是枯燥热闷的基调上增添了一丝凉爽的绿色，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中萌动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把作者当时特有的境遇和心绪反衬得生动具体，使人过目即产生强烈的感受，之后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鲁迅更擅长于另一种“闲笔”，甚至形成了他所特有的行文风格。仍以散文集《朝花夕拾》为例：分明在讥讽旧社会庸医故弄玄虚，用蟋蟀做药引还须是原配的一对，却趁便向封建礼教投去辛辣的一笔：“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分明在回忆早先雷电学校里那些高年级学生趾高气扬，走路也定要把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却顺笔一转，联系到了现在：“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揭露了旧中国官僚的居位自傲、愚鲁横蛮。分明在谈民间的“无常戏”，因弄不清“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便借此生出几句俏言趣语：“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锻成他拿卢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节育'了”把诬蔑别人拿苏联卢布的反动文人置于狼狈境地。
“闲笔”确实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一种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很强的思想内容，只对正文起润色作用。这犹如芳草鲜花上的露珠，本身没有什么色香，却使芳草鲜花莹莹多趣，清丽动人。一种是本身具有独立性较强的思想内容：说它对正文也起润色作用，这首先是指它以独立的思想内容扩大、丰富了正文的蕴含量。这又像俗话所说的搂草逮兔子一—不但有趣，更是个捎带的“外快”。
虽说“闲笔”近乎旁逸于正题之外，而且也不过是一小景，一细节，一假想、一习俗风情，或几句议论，却又是不可任意切入正文中去的。它须在谋求好正文的基础上，见机行事，顺势为之，方能贴切自然;倘若硬意而为，无异于芳草鲜花上洒糖水，搂草时却去捕鱼，显得牵强做作，失去和谐，反倒使文章肢体离析，气脉阻绝，难以卒读。这里用得上古人一句话：“等闲拈来便超然。”因此，它同样要求作者思想深邃，知识丰厚，有一副机敏的头脑，对幽默、风趣的事物和事物细微的征状有特别的感受能力，还要有流转自如的笔头功夫。好的“闲笔”多见于名家笔下，恐怕就是这个缘故。
在其他艺术领域，亦有“闲笔”的用武之地。美术家绘制作品，有时会发现，一个“多余”的笔触，却给作品带来理想的效果;有些书法家运笔时，还故意要旁逸出些许墨迹，使字体显得格外古朴苍劲，耐人玩味。作家孙犁曾谈到过这样一段往事：“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这个审美经验是可信的，也是值得总结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