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这使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敬。此刻，对一个小自己许多的后辈，王安石表现出那么多的慈爱、同情和怜惜。而苏东坡当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这个辞去宰相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苏东坡当然会深深地记取，后来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
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过他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锐意改革，已经脱儒为法，成为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被不断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坚锐进取、大刀阔斧的开拓式人物，无论初衷如何，最终还是要背离儒家“仁”之要义。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异常钦佩商鞅之厉行变法，就显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透露出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词夺理、未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至大弊端。
新党人物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顾及民众及国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党来说，对朝廷连年积弊十分痛心，这正好迎和了一心要当中兴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异常简朴，绝少物质享受，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层官僚那儿是一个特例。这就愈加显示了他的心志坚强和忠贞不渝。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如果这两位能臣和文豪能够相互借重并互补，北宋也许是另一番风貌了。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众之大幸。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其身边的那一伙却不尽然。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够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是选择的道路大为不同。
苏东坡谈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经说了一段极有洞悉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他在这里将孔子颂扬了一番，如此圣人尚不能让人人皆遵循同一标准，比如同样是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是那样的不同，而圣人却能够容忍这一切，并且让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发展。在这里，苏东坡将王安石过人的优点和长处，还有深刻的弊端，都说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认为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不过是“悍石猛药”，最后一定会贻害无穷，但同时又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一无是处。特别是后来，当他在几个任所经过了诸多实践，深入民众亲手处理无数琐事之后，就更加认同了变法的某些长处。在关于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争执方面，特别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东坡后来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认为他毫无悔悟，所有类似的表达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为了皇上高兴才做出的表达，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说经不得推敲之处，在于苏东坡于旧党得势、司马光身为宰相时的表现。这个时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与协作，而恰好相反，在复辟旧法之时，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以亲身经历对旧党执政者尖锐地指出新法“不可尽废”。这就有力地表明，苏东坡之前对新法的一些正面评价，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这其实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光彩的一笔，是一个不同于那些庸常机会主义者的关键之点。
再后来，苏东坡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执政者，这时的王安石已经病逝了。苏东坡在日常宫廷生活中，还有过一些针对昔日政敌王安石的言论，其中有的也非常严厉。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于当年可怕的遭际仍有恐惧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苏东坡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偶尔也要被所谓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干扰，是非常可惜的。
身在儒法之间
通常人们很容易将儒法作对立观，认为用以治世的方法，其两极非儒即法，它们二者常常是不可调和的。这不仅由于近代批儒扬法的那段历史所造成，而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模糊意识。当年北宋的政党之争，后人多将其看成儒法之争，实际情况则要更复杂一些。在当时，也存在对那些历史上奋力改革的法家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以儒家的正统而自我标榜，他们援引儒家经典，指责对方的偏离。不同的是新党对于历史上的法家人物给予了更多褒扬，引为强国兴邦的伟大案例。苏东坡其实是处于儒法之间的，但在激烈的现实博弈中，他不得不做出了新的选择。
如果我们稍稍地来一番历史的思想的政治的梳理，会惊讶地发现，其实所谓的“法家”也来自“儒家”，可以说他们二者来自同一门下。儒家非但不是以拒绝改革或变革而立论，而且一切恰好相反。儒家的发端是以改革作为理想目标的。当年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针对时局提出的政治变革的纲领，目的是为了限制与制衡无限膨胀的权力。他要实行和恢复的是周公之礼，借此让自己力倡的变革有了榜样、有了理论根据，这就给那种难以接受的大幅度的改革措施，留下了端庄明确而又美好的凭据和说辞。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周旋，是一种智慧。仅仅是“克制”和“恢复”，好像有一种宽容的姿态，“克己”即从我做起、将心比心，既是对外的倡导和号召，又是每一个人的自我要求。这个多少有点含糊的言词包含了内外双义，从他者到自己，再到每个人，实在是一个十分高明、简明扼要、又多少有点曲折晦涩的政治口号。
作为一个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苏东坡当然并非一概地拒绝变革，而是从一开始用来进身的那些策与表就反复倡言改革，且言辞锋锐，心情急切。简而言之，苏家父子就是以改革进取者的形象登上北宋政治舞台的。他们以此跻身于堂皇的庙廊，在宋太祖“不以言论治罪”那样的宽松环境中，舒放自己的情志和胸怀。敞开言路的确是北宋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就是在这样的风习和传统中，苏家父子以及他们周边的朋友才有了新鲜激烈、不吐不快的施政之言。而在这个方面当政者是喜欢的，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臣僚，都抱着一种欣喜的赞许的态度。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初出茅庐者，没有政治根基，不足以构成威胁，稍稍引起嫉妒的也只是他们的文采而已。
孔子当年的施政其实也有过峻急，结果很快从司寇这样重要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而后终其一生都无法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其深层原因，就是人们普遍恐惧于他的变革。关于社会治理，后来的孔子兼收并蓄，有了很多周全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散布在他的弟子所记录的一部《论语》里了。这部语录是他对于自己的实践学问、对于整个社会的观察体验的全部总结。它们以只言片语、以散文式的感悟留下来，需要后人还原当时的语境、全面综合地理解，才能趋近它的中心和精要部分。人们终于发现了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正因为如此，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变革理由，都不能施以极端化的冷酷和峻急，而必须持守中庸，这才是儒家精神之要。法家人物由于缺乏循序渐进的耐心，常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极为复杂的、积累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难以被人接受，也无法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假以时间并采取一定的步骤是必须的，人们在意识、在物理和心理两个方面，都需要足够的空间，而这在许多时候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有人出于强烈的主观意志，不太在乎这些客观要求，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不曾预料的可怕结局。更有甚者像商鞅李斯之流，更多为皇权负责，为“家天下”患得患失，不惜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来辖制人民，这就必然走向了“仁”的反面，与儒学背道而驰。
真正的儒家学说也许是稍稍晦涩的，在通常意义上，法与儒之间当有一个“中庸”，它作为儒家的某个度，一旦超越，真理也就变成了谬误。所以在实践中，就需要极大的辨析力，需要清晰和冷静。苏东坡一直在法家和儒家之间徘徊、游走，所以他先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后来又成为一个拒绝推翻所有新法的人，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
从古至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将苏东坡定义为“法家”，而是一个无须置疑的“大儒”。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儒”，却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上台时，成为又一次的反对者。苏东坡当然是一位儒家，但他是孔子那样一心变革，不仅讲究目标，而且更为重视手段的政治家。有时候手段比目标更加重要，因为以崇高的目标来掩盖不择手段者，从来都是可怕的卑劣之徒。从历史来看，“革命”和“变革”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但“改良”却往往更加可贵。“改良”常常被置于唾骂的地位，因为“改良”总是被视为软弱、妥协和胆小，看上去更像一些苟且者自欺欺人的说词;勇烈的暴力，不惜牺牲的冲撞，所谓的“变革”或“革命”，却总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着诗性和浪漫的特征。但最终，它的结局往往是异常惨烈的。原来，安顿民众的生活远不是一场尖利的嚎唱那样简单，它需要由一寸一寸得以忍受和生长的光阴来组成，需要一个适宜的温度和足够宽松的空间。
“革命”所需要的牺牲在所难免，这里边可以产生许多英雄人物，他们一定会随着时间远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在歌唱中、文字中。当然，“改良”作为一个被嘲弄的颇为尴尬的形象，也同时留在了文字中。
儒的清晰与晦涩
因为人们眼中的“儒家”往往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从现实的具体表现中做出分析，进行条分缕析的鉴别将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说，只有那些简单的概念才容易被接受，而在变化中运行的具体的儒家精神却实在难以把握。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做一个真儒难，而挂上儒家的名头倒很容易。那些野心家和投机者就利用儒家的这种晦涩、细密性和实践性，利用这诸多的困境和艰难，给予了可怕的简化和改造，把一些庸俗之极荒谬之极的释义，强加到儒学身上，最终为自己所用。这样的结果既僵化了社会生活，戕害了伟大的创造，又消除了真正的自由：社会和心灵的双重自由全部丧失。如果说儒之核心是 “仁”，那么享受这种自由才是最大的“仁”。
通常人们将社会等级与礼法之严谨视为儒，所谓“君君臣臣”之官本位思想，成为东方、特别是现代思想中的痼疾贻害无穷。这样的一种认识实际上一定是抽掉了“仁”，而演变为对皇权负责的伦理依据。这是反动而虚假的儒学。“官本位”排斥的一定是“理性本位”“科学本位”“创造本位”“自由本位”等最美好的东西，任何社会只要确立了“官本位”，就必然走入愚昧与黑暗的深渊，几乎无一例外。“君君臣臣”的恪守是源于西周之礼，是当年愤怒不安的孔子用于反抗的口实，是对于那些拥有巨大物质和野蛮武力的当权者的一种规束和威胁。当年鲁国的君主已经没有什么实权，在分割膨胀的季氏家族的残酷统治下，一个国家没有了任何前途。就是在那样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的现实下，儒家才主张顺势改革，而绝非守旧。孔子用周公仁治的平和与宽容，包裹起削弱权贵的尖利。尽管如此，那些豪强势力很快看清了孔子的用心，当然要殊死一搏，结局就是孔子的败走，就是儒家在四海之内的寸步难行。
儒学的对立面无非是膨胀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是权力永远居于社会核心而造成的可怕和惨烈。儒家用来遮蔽自己强大战斗雄心的绿色枝蔓，也就是遮在武器之上的饰物，即“周公之礼”。它貌似维护权力秩序，但绝非是现有的势力格局，说白了，这需要一场“革命”或“变革”，来打破今天的秩序，建立另一种秩序。这与我们看到的《论语》中不断强调的“仁”，以及后来忠实的门徒孟子所谈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是完全统一的。后者说得更加直白，更加真实而具体地接触到了“仁”这个晦涩的核心。
恢复周公之礼恰是反抗专制的途径。如果混淆了这一点，就是无视当年的社会现实，脱离了语境，造成整部儒家经典的误读，也就与真正的儒学相违背。当年孔子的变革之举是勇敢而决绝的，所以才遭遇了权贵集团的痛恨。他一生的奔走与周游，皆因此而形成：一半是流离，一半是实施和寻找一条可能的、有效的路径。
一些激进的法家人物常常借变革之名，行的却是维护专制之实。他们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常常不惜血流成河。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商鞅和李斯，他们虽然是儒家的门生，却最终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
中庸的把持是衡量一切的根本，以仁心对待生命，才是儒家的本质和准则。法家似乎洞悉原儒反抗与变革的用心，然后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认为孔子完全是因为遭到了不可抵御的反击才失败，于是即要做一个后继的勇者去杀出一条血路。那么这是谁的血?既是改革者的血，也是民众的血，更多的还是民众的血。当一个蜕变的儒者变成暴君工具的时候，会成为多么凶狠与可憎的实用主义者。
在全力反对新法和部分肯定新法一事上，后来某些人竟把苏东坡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荒谬。苏东坡正寻找一切机会接近真实和真理，表达自己的理性，不过是如此而已。
个人的儒释道
人们已经说了太多儒释道的互补和统一，这似乎是中国文化万能和完美的表征，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但具体到一个人，到底怎样在生活中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却需要更多更繁琐的分析。比如说苏东坡为官的时候，身为大儒;在民间访求的时候，却常常专注于佛理;当退野保全的时候，又对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可见这三者之间刚柔相济，有损有得。也正因为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所以才受到一代代中国人由衷的喜爱。
北宋时“内丹”理论初生，主要还是“外丹”盛行，所以当年常有炼丹的行为，有求助长生的秘方。入世为仁，探究为佛，至养为道。苏东坡的儒释道是个人的，他对这三者的选择与阐发，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与唐代的李白、王维、白居易，更不用说与法家人物比如政敌章惇之流，差异是极大的。在他的精确把握下，“道”并不是人生的遁口，这是十分重要的。苏东坡对“佛”“道”皆有严厉的批判，这显出了他的认真和理性。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认为所有的道术，既不是出于孔门，不是真正的儒家，就一定是“乱天下者多矣”(《六一居士集叙》)。可见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
他对三大学术流派由向往到终生不渝的信仰者，唯有儒家一途。他说：“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还说：“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韩非论》)。这些话包含了深邃的道理，值得我们深究细辨。严刑峻法每每被统治者所采用，比如秦代达到了一个极点，可是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皆因不重教化而仅赖刑法的可怕后果。苏东坡进一步指出：后来的学者只知道那些严刑峻法的执行者和倡导者有罪，而不知另一种极端言说的害处，那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说。实质上这二说都背离了“仁”治，由无为的恣肆涣散到强烈的集中辖制，它们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可以说两极相通。
这样的清晰、这样审时度势的个人选择，在吸纳之初的谨慎、在嬉戏之余的提防，从局部到综观、从历史到现实，于复杂的把握中显出了清澈和高远。他没有简单地将它们等同，也没有将儒学之外的诸家学说完全拒斥，而是指出了它们在天道演化中、在社会治理中，所表现出的偏颇与后果。
陆游在《题东坡帖》中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忧国忧民在苏东坡这里，远不是一句套话和一个即用即丢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实的充盈的内容。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中对人影响最巨的“儒释道”，最能够看出人之境界高下，看出人的开敞与闭塞、崇高与萎颓。用其所长、综合统观，而不流于刻板和极端，这才是至为重要的。
乌台一百三十夜
苏东坡作为一个享受过荣华富贵、盛名遍及天下的高官，曾押在乌台，度过了黑暗的一百三十夜，夜夜如年。这个阴森之地在苏东坡的诗中多有记载，且无夸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阴心交织，无所不用其极，一心要将其置于死地。
记录中元丰二年(1079)八九两月，苏轼与苏颂先后被捕入狱。
苏颂也是一位历史奇人，虽年长苏轼十六岁，却仅比苏轼早逝一个月。他为官五十多年，清廉正直，政绩卓著，并且在派系斗争激烈的北宋终不立党。他曾协助王安石改革官制做了大量工作，提出许多建议，而当神宗皇帝让他起草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的诏书时，竟三次拒绝，终被撤查。元祐年间因为哲宗年幼，凡事取决于太后，只有苏颂奏报太后再禀告哲宗。哲宗亲政后他位居相位，却依旧简朴如寒士。欧阳修评价说：“才可适时，识能虑远。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苏颂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外交家和文学家。他主持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是现代天文台和钟表的祖先。他所绘制的“苏颂星图”，被西方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认为“从中世纪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李约瑟称其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苏轼被关押在知杂南院，苏颂被囚禁在三院东阁，两人狱室仅有一墙之隔。御史台的官吏李定之流审问拷打苏轼的声音，隔壁苏颂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他这样写道：“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五》)这种场景，想必每个人都可想象。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此时此刻却在遭受现代某些影视片里一再演示的那些酷刑场面。如狼似虎的乌台御史们一旦得到上方暗示，即打定威逼到底的主意，威胁利诱，一切可想而知。当时的苏东坡几次要吞服毒药自行了断，可见情势之严酷。狭窄阴暗的囚室，日夜连番严讯，完全是一种地狱生涯。就在这样的境遇中，苏东坡竟然也有二首好诗交予子由，催人泣下。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句是“圣主如天万物春”，是不得不写的一句，真是绝大讽刺。因为诗作要由狱吏报至神宗皇帝那儿，所以大概也是这一句救了他的命，可谓性命攸关之句。诗中“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让子由伏案痛哭。这首诗隐藏了许多密码，可供多方诠注，哀而藏怒，不胜悲酸。
整个“乌台诗案”留下了大量刑讯文字，成为古今文字案中一个绝好的范本，也可揭示堂堂中华在这方面早已走到“至境”，以至越过千年，并无更多发明创新。阴毒罗织，欲加之罪，国家机器隆隆运转，无非如此。这种无耻阴鸷，皆为一些无心无肺的渣滓所为，而这类渣滓从来不缺，它们总在最黑暗之日出现和聚集。子由为了营救兄长，给皇帝神宗写了一封长信，不忍卒读。
一次乌台，无数心迹，各显后世。这里最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适时伸出援手，王安石的姻亲、胞弟，也都一一上书皇上，为保苏东坡一命奋力一争。特别是另一个人，就是后来对苏东坡施以最大恶手的章惇，在当时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全力搭救。有一个对苏东坡而言最难忘的贵人，就是太皇太后的怜惜。那时她已到病危之境，还抱着病体出面找到孙子神宗，大力相救。这一切作为历史细节，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值得后人深深地玩味。
乌台一案就此破了宋太祖立下的政规：“不得以言论治罪。”作为古代最有名的文字狱就这样发生了。到了清代和以后，又有了耸人听闻的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在乌台恶吏如狼似虎的威逼下，顽强如苏东坡也不得不委屈自己，忍受耻辱，将那些诗文的正解、曲解，一一招认，承认自己是讽刺朝廷。日后将苏东坡一贬再贬、唯恐其不死的宰相章惇，在当年营救苏东坡的时候，却是十分令人钦佩。他不惜与当时的宰相翻脸，当面痛斥说：“你是想让苏轼全家被灭门吗?”“乌台诗案”在朝野之间引起强烈反响，远在湖州和杭州的百姓焚香念佛，为诗人祈祷平安。与政敌王安石以及后来施以辣手的宰相章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记录中那些平时与苏东坡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朝臣们，在诗人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连一个为之求情的都没有。乍一看他们的行为有点不合逻辑，但换一个视角，一切又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章惇在当年还没有与苏东坡结下梁子，他那种勇倔坚毅的性格和不惧冒险的热血脾性，再一次显露出来。可见他是一个仗义执言的勇敢人物。而王安石则是一个磊落怜才、胸襟开阔的政治人物，他有这样的举止，我们就更不会惊讶了。
厉友之辣手
在整个苏东坡的研究中，也许有一个触目的人生节点，经过了这个节点之后，苏东坡至为艰难的人生历程也就开始：由危难走向更大的危难，由惊险走向更大的不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章惇。
章与苏的关系，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文字，通常都在诅咒章惇，因为他对苏东坡的不幸和早逝负有不可推脱的大责，是倾尽全力迫害诗人的千古罪人。文字俱在，无可抵赖。不过细思下来，个中情形可能十分复杂。历史漫长遥远，后来者远非当事人，所以不可以把话说得太满、太简，尤其不可以因为深爱诗人之故而意气用事，粗率决断。就当时的情形做出细致详尽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解剖人性标本，对于苏学研究以及政治文化诸题目，都有极大的意义。
我们切不可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苏东坡一生至险至难的“乌台诗案”中，就是这位章惇能够不惧危险力挺援助，那情景何等感人。这一切在文字记录中同样十分清晰，我们不可忽略不察。那么，究竟为什么在章惇仕途极为顺遂、贵为宰相之后，对已经落魄不堪的苏东坡一再追剿迫害，恐其不死?这确有一些谜团在。如果简单说是新旧党之争、是政治理念的不同，或出于嫉恨，都不能深圆其说。章惇对苏东坡出手之狠之恶，已经超出了能够理解的范畴，其中肯定有更大的因果在。如果仅仅说以前章惇在旧党执政中陷入艰困，有过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一再弹劾，而苏东坡却未能及时伸出援手，以此来做推敲，似乎也不能彻底服人。
但无论如何，章惇的阴毒小气固成定论，虽然一切还需再思。
章惇对于苏东坡迫害之“细腻”之“用心”，令人发指。只有深知朋友之死穴者，方能如此稳准狠地打击一个人。当年苏东坡六十二岁过海入琼，实在走到了人生的穷途末路。如果稍稍回眸，会发现章惇年轻的时候与苏家兄弟交谊甚笃，三人都有诗酒唱和。“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款段曾陪马少游，而今人在凤麟洲。”(《次韵章子厚飞英留题》)苏东坡蒙受大难、被贬谪黄州之后，与章惇还有诗书往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章惇对这位不幸者的牵挂和安慰，以至于苏东坡说：“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还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这是怎样高耸的评价。苏东坡在最困苦的底层，作为贬谪的罪臣，对章惇是仰望的，信中说了很多家长里短，十分殷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苏东坡的死敌章惇都是一个诡谲的人物，而他们的私交曾如此深厚。
在新旧党之争中，章惇的立场属于新党，所以从大的方面看，二人恩怨也大致可以归于北宋的“党争”。既源于此，而后又曲折地发展和延伸，还包含了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席的人性缘故。如何评价章惇，这似乎在有些人那里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流传甚广的关于苏东坡的传记文本中，对章惇的指斥和痛恨似乎都是不留余地的。结论很容易做出，一吐为快也很爽，但历史和人的真实却不一定在这种简单和快意的抒发中得到还原。从史实的记载上看，章惇刚毅有为，奋力拓进，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在性格上，他与睿智聪慧、时而激情难抑、时而包容温和的苏东坡完全不同，但都属于北宋的能臣，属于一个封建王朝最好的辅助者和实干家。尽管他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却不能制造或抹杀二人不凡的作为以及显赫的事功。尤其是章惇，他靠自己的努力登上了高位，可以大肆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他自己也完全对得起大宋王朝的重用，甚至可以说是北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强势人物。在当年频繁的边疆冲突中，他的态度非常强硬，力主出兵西夏、吐蕃，收复大片失地，最终将西夏驱逐至沙漠地带，为北宋开疆拓土。记载中他还开辟了当时属于蛮地的梅山，让其正式划归大宋版图。作为一个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当年深受欧阳修等人的赏识。
在历史记载中，章惇性格爽直，且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才智出众，学问广博，擅长文章，才识超人。而且和少年苏东坡一样，他在很小的时候也喜欢道家，以至于练习过服气辟谷。他在仕途上历经坎坷，后来竟然也像苏东坡一样被一再贬谪，且受贬之地多有重合，也有汝州和岭南，真是一种巧合或绝妙的讽刺。他的不幸也在晚年、在最后。与苏东坡不同的是，他登上了宰相高位，曾经拥有生死予夺大权。也就是在这一位置上，他雷厉风行地做了许多事：既施展治国的大才，又阴险毒辣地迫害政敌，手段之辣令人发指。当年朝廷风云激荡，斗争惨烈，章惇参与后宫争斗大兴冤狱，先是迎合哲宗废黜高太后所立的孟皇后，立哲宗专宠的刘妃为后;后逮捕孟皇后身边侍女和宦官数十人，严刑拷打，甚至用了割舌酷刑。围剿和构陷愈演愈烈，这期间不知多少人被打得体无完肤、四肢折断。在他担任宰相时期，不仅将旧党实行的法律全部废止，旧党大小官僚全部革职，而且诋毁高太后，连死去的元祐重臣也要严查重罚，甚至要发掘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墓，砸碎他们的棺材，幸好宋哲宗没有答应。这样阴狠决绝的人物，在中国的政治中并不鲜见，章惇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苏东坡与章惇同在朝廷为官，有诗词唱和，有相当深入的过往，但一旦变为公敌加私敌，一个竟受到另一个花样百出的折磨和摧毁，似可看作人性的悲惨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