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焚香清福自具粗茶淡饭乐天不忧
——郁达夫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自己是成不了器的，用瓷器鉴赏的话来说，出窑时有几条“冲”，并且，这“冲”是由中心向外延伸，感觉清晰。因为是“冲”在自己身上，总会有自救的欲望。诚然，是生命而不是瓷器，自救总得去找一些自救的方法或者自我排遣的措施，比如一些人爱垂钓，一些人爱音乐、爱集邮，而我，爱上了字画。
想把字画的收藏过程和感觉写出来，原以为那是太简单不过的了，因为这是天天在干的事。10 月份特地飞到香港嘉德，竞得一幅张大千写的对联，大手大脚善待了自己一次。“不作公卿非无福分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二十二个字，把我的一生都概括了，理应归我日用，可以一用到终。前两个月看到诚轩拍卖图录中一件丰子恺的《满山红叶女郎樵》，又憋不住去竞争，理由是：活到六十的我，一直很灰，连心都是灰的，红色离我很远很远。有三十年前的笔记为证。
“只离红日远，自觉碧天凉”，袁枚的这一句诗，三十四岁的我托人书之作为座右铭。花甲之后，渐渐地对色彩的喜好有了变化，室内与阳台要置放一些盆景花草，看着会变化有生命的绿叶红花，看着窗外的斜阳把远山和整个湖面染成彤红，粼粼的波光，将我的卧室映洒成红色，心有所动。方觉得人生或者说生命也需要暖色调的红，觉得红比灰好，虽然，人在暮年。玩了二十五年的字画，已然几许神经兮兮甚或病入膏肓，仍香港、北京飞来飞去，仍心手痒痒情不自禁伸向字画。忆起二十年前曾下过决心，在我老去闭目之际，若壁间能悬挂一件弘一，一件苏曼殊，一件郁达夫，我便是一个幸福的人了。可见人性中的贪念，兑现一个的同时，也是滋生另一个的时候。
什么时候好上字画这一口?通过自查二十五年前的记事笔记，还是能理出头绪来的。上世纪80 年代我开办了企业，因为婚姻失败离异，企业就成了我的家。当时，外地在厂人员工作之余，打牌、唱歌、跳舞去，我不仅赞同，还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人不是工作机器，应当有轻松愉悦的时候。而我，所谓的当家人，理应有当家人的样子，以利于一个企业的调度。历来头脑里翻江倒海且天性不安分的我，成了—个足不出户、循规蹈矩的厂长。所幸，天生爱好的阅读、思考，成了我排遣大量时间的唯一途径。
今天仍然铭记不忘的是《弘一法师传》和《苏曼殊全集》。这两部书，可以说改变了我这个人与我的人生。1993 年把正蒸蒸日上的企业关闭，审视并认识到婚姻对我的多此一举，试图拥有弘一、郁达夫、苏曼殊的手迹，从而走上收藏字画之路，都与这两部书有直接的关系。
1988 年底，借企业事务去香港之便，抵香港苏富比公司，购入大量拍卖图录。自此，每年都会设法收集苏富比、佳士得在香港的春秋两季拍卖图录。虽是拍卖画册，却提供给我大量的艺术享受、鉴赏信息。恰逢其时，经好友徐国林介绍，结识了1950 年毕业于浙江美院的许继善老人，由他在民间帮我寻觅近现代字画。两年时间，收藏了吴茀之、卢坤峰、陆维钊、周昌谷、唐云、陆抑非、蒲华、于右任、傅抱石等等的作品若干。厂里的会计以为我疯了，认为此举如同吸毒，会倾家荡产走上不归路。1991 年，经由厂里一位上海籍老工程师介绍，认识了与傅雷友善的叶庆桐老人。多年交往之后，给我的感觉，民国文人见多识广为人耿直，胸中自有经纬。
而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收效甚微，因此一辈子吃尽苦头，付出沉重代价。庆桐老人的收藏，主要是古代字画，近现代有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量比较大的是黄宾虹。他说近现代的名家，都是1950 年代傅雷的引荐，而黄宾虹和林风眠的画，则是登门造访所购置。老人割爱于我一批黄宾虹的画，有册页、条屏、成扇、大中堂。另有李可染1944 年作的仿李成的山水手卷，徐悲鸿八言长联，林风眠的《荒山泪》。那一两年与老人的往来交谈，除了解我犯瘾之馋，也无意间让我领略了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执着。之后，他依然要保留傅抱石1944 年金刚坡的山水人物，李可染1944 年作的《洗桐图》，林风眠的《秋林》。这保留，我多少年后才明白，他是珍藏了他人生中的一段段记忆了。他的收藏全部发生在1950 年代初到1966 年“文革”前。
我大体知道“文革”开始后他受的折磨和过的什么日子。1991 年我第一次登门造访时，老先生仍孤身一人，但神态言语间，清癯、孤傲与刚毅无处不在，唯一流露出的戚戚，则是说到傅雷。1990 年代上海延安路拆迁，他搬去郊区虹梅路，忙碌于厂务且天性疏懒的我竟再没有与他联系。今日忆想与他的交往，仿佛一切都是默默的。老人从不夸自己的藏品有多好多精，字画之外偶有兴趣谈起的，是旧上海的杨度、杜月笙。
我天生酷爱自由，原因大概是自我1950年呱呱落地，就落在了一户阶级成分属自由职业的家庭，“父亲”二字，对我仅仅是一个词，我无法成像，当时我太小，只有几个月，他便主动到他的自由天国去了。因此，对于家庭、血统、天伦，我先天无知。直至今日，对于一些亲戚间的称谓，我如同幼儿，常要闹出笑话，亏得明了人间是非轻重，才得到他们的谅解。快上小学时的第一堂启蒙课，是《济公传》的开篇《好了歌》：“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那是父亲开医院时的一位同事，就住在我家隔壁，每天每月每年所唱的一首歌。日暮帘落时候他唱，雨声淅沥中他也唱。小学初中唯一给我兴趣的，就是语文，说好听点叫文学，因为文学包含着艺术。
成年后，在我生命自始至终的感觉里，活着，如果没有文学艺术这一爿天地，那活着多么无趣，所以，文学、艺术，成了我活着的乐趣。
上乘的文字里有图像有画面，上品的绘画里有文字有诗歌。
1980 年，我厌倦了婚姻摆脱了婚姻。我无意推诿我的婚姻先天不足，只不过一个心灵深处满是空洞的我，天生与婚姻无缘。另与此相涉的，是我对自由的认识以及维护自由的决绝态度。在我的认识中，大部分婚姻都会对人的自由形成约束、桎梏甚至伤害。
再则，我不屑满目手心是爱手背是恨的所谓的爱，爱、恨之距，如同云泥。这世间有多少“山盟海誓”且成色斑驳而步入的婚姻，很快便转化为妥协、忍耐、责任的漫漫之路。
看来，“爱”这个字，如同“要”一样，衍化为占有了。而婚姻，只不过是给“占有”二字相当的合法性。但合情合理与否，实难定义了。如果说，妥协、容忍不正是人的美德吗?我只能说，这美德用错地方了。人，是力争自己活在真实里，外部世界不一定会轻易给你真实，但是，在凡能取得真实的范围里，不敢面对真实，都死要面子，甚至把这种面子称之为礼仪，在我看来，这种礼仪，便沦为滑稽了。所以，在自由与婚姻上，我选择了自由。倘若有人以为我翻译小说读多了，中毒了，甚或认为这是一个歹徒的谬论，我也认了。需要稍作解释的是，我二十五岁犯的错，到今天六十五岁没再重犯。
1983 年，温州允许私人办企业，于是建厂开发新产品。而创办一个企业，大概可以消耗一个人大量的精力，可以给我补空的。
凭着自己十多年当供销跑码头的经验和感觉，招兵买马，祈望在政策风向尚可的前提下，努力干个七八年，自己给自己落实余生的衣食和医疗保障，让四十岁之后的日子，没有任何牵绊，看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看中国走向何处何方。还可以爬山登高去——对于大山，我有着一份特殊情感，那里是十七岁的我为生存自食其力的开端，是我生命启蒙的地方。果然，上苍怜悯我，成全我，让我如意。
1990 年至1993 年( 那时企业尚在自然运转)，经友人介绍，结识了上海名医杨永锐、老干部徐盼秋夫妇，还有北京章伯钧之女章诒和。从他们那里，我分享了许多书画艺术品，也聆听了不少名人收藏轶事，以及所有藏品的最终去向。让我有所感悟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与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艺术家、艺术品与收藏者的关系。
玩字画是会上瘾的，这在 1988 年我刚玩上不久便感觉到了。虽然一开始我就把古代字画划到我收藏的界外，但民国一批文人墨迹，却在1990 年代初便被我瞩目与搜求。当然，对文人字我有内容上的要求，直觉内容比字更重要。多少年来，仅仅近现代绘画与文人墨迹就足够我折腾了。
1993 年，下狠心要关闭蒸蒸日上的企业，于1994 年初快刀斩乱麻履行完毕。当初，厂里某些管理技术人员，不相信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当家人，或者说资本家会不喜欢剥削，会把自己创办十年的企业当场掐死，看到我真的这么做时，翻脸诘问我：你才四十四岁，除了天生会办企业之外，还能干什么?办企业十年，我从未与任何员工红过脸，诘问之下，我笑笑说：“我累了，想把今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给自己派用场。”任何人无话。
1994 年初，我理清企业与外部的一切事务，蛰居于我的山间小屋——那是一匹孤独的狼最合适的居所，白天看书读画，夜间看月亮数星星，日子过得祥和宁静，心中怡然。
我这个人，性格多重，感性与理性交叉，热情和冷漠并存，存在与幻灭同行，对尘世间喜怒哀乐的认识与常人有异。正由于此，我自己对自己的把持，多少年来很是费心费神。所以，一般人对我的了解，其实都是表象，而真正的理解是很难的。至今让我觉得神奇的是，我的母亲黄少白，我一生与她言语上的交流并不多，可每每眼神的会意，都可以把人间诸事默契处置，偶尔一声浅笑，即可会心西天即是天堂。不同的是，她的命没有我好，她一生劳心又劳力，我一辈子偷懒又安逸，不过，我的安逸正是她的辛劳赚下的。
九十四岁的她，于2011 年7 月6 日再也撑不住了。临走前夕，我俯身握住她的手情急地说：我下辈子还要当你的儿子。她默默盯着我看，然后用手指顶我的手心，又浅浅地笑了。
今日忆及母亲走前走后的一星期，我忙是忙了些，竟无一点悲哀，也没掉一滴眼泪，好像她早早与我说好的，我们如同排队，她排在前头，我排在后头，井然有序。母亲走了，我只留下她一张1951 年稍加放大的照片，此际的她要独自撑起九个未成年小孩的家( 其中六个大的不是她生育的)。此际的她，慈祥、坚毅、大度。两年半了，她一直置于我的案头，每时每刻注视着我，让我忽然醒悟，我如履薄冰又自以为是的一生，其实都出于她的护佑。醒悟会促使我追忆与她半个多世纪相处的生活细节，可这种追忆，痛得我锥心，痛得我泪流满面而难以自持。
1979 年，为了取得澳门的合法居住权，我徒劳地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背上了七千多元的债务。当时的七千元，千真万确是天文数字。过分自信自尊的我，陷入困境，精神上几近颓废。历来心平如镜的母亲，轻轻地但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小鬼，你要振作起来，别学你父亲的样，得把青山留住。”这一句话，使我羞愧难当，又使我力大无穷，不日即与一位善办企业的朋友联系，我负责开发新产品，组织人员销售，他担当生产、资金与管理。为时三年半，我倾己所有的能耐和精力，打了个彻底的翻身仗。朋友满足了，松懈了。我自立门户，再干了十年的企业。
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但信了母亲，信了她的善良、为人的恕道。她可以把人世间一切的不幸、苦痛、灾难消融化解，她又天然地具备睿智、幽默。在我心里，母亲就是佛。
1994 年之后，我成了真正的闲人，闲到连“家事”都没有的闲人。立业，生计，日后的生活保障，我自以为履行完毕，另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自由。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获得，也是我最为珍惜的。自以为阅读、胡思乱想、涂涂写写以及满世界云游去，可以了结我的余生。一觉山房的环境也不错，倚窗吸纳山岚之气，推门沐浴日月之光，一岁一枯荣的草木更给我感悟。再则，还有弘一、大千、吴湖帆、林风眠陪伴，日三餐，夜一宿，尚能饭，余生还想做什么呢?要写一本笔记式的书《宿命》?可我又是一个懒到骨髓的人，未知能否如愿。
对字画的爱，是我的劫，说中肯些，是我的情结。或许我心里的空洞太大了，灵府的亏缺需要填补。此时，壁上的字画发酵发力了，弘一的“我心似秋月”，吴湖帆的“寤言抚空衿”，康有为的“户牖亲天地”，张大千的“落日下见渔樵人”，人文的，审美的，哲理的，列队而来，抚慰我的同时，滋润激发我的生趣，也让我生出贪念。山下的拍卖场中，大有这类“尤物”，何不走出山房去竞取一二呢!书画与我的生活状态乃至心灵结构，是这般契合，真心热爱书画的人，大凡如此。曾有人把迷恋、收藏艺术品说成走向不归路，未免言过其实。只要把“度”控制好，谦虚、谨慎、好学，此外当量力而行，当知天下“尤物”天下人分享之，得以领略几许，赏玩部分，就是书画给予个体生命的一段福分了。
不管是深圳、朵云、嘉德、瀚海等等，每一届的首拍，我都参与了，新鲜事物，新鲜得确实令人乐不可支。1995 年，为了就近字画拍卖，我很多时间在上海驻留。这个城市我本来就很熟悉，在许多旧友新朋介绍之下，我又认识了许多人，刘绪源、余秋雨、谢春彦、陈鹏举、陆谷苇、谢蔚民，之后又结识了北京的黄永玉、苗子、郁风、黄宗江、杨宪益、朱家溍诸先生，拜访浅谈，带给我颇多教益。他们都是报人、知识分子，有些眉宇举止间仍遗留民国气息。听他们亲口忆旧，看他们带着喜怒哀乐的表情叙述往事沧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不少，欲哭无泪处亦很多，大可以供给“长在红旗下”的我一种综合享受。上海文汇老报人谢蔚民先生，我认识他时他已退休，说忙也可以，说不忙也可以，我们常聚在一起，他几次还带我到贾植芳家聊天，日子长了我们之间很随便。有一天我故意板着脸问他：说实在话，你到底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是国军还是共军，你的右派是不是该平反?那么耿直淡定可敬可爱的老人，竟口齿不清结结巴巴起来，难以自圆其说，最终我们哈哈作罢。
一边与文人相交，一边列席一届届上海、北京拍卖会，偶然见有周作人、梁实秋、俞平伯的墨迹，因为谁也不认为这些字是书法，不认为他们是书法家，所以卖得不贵。而我觉着他们亲切，字体内容也好玩，便买下一些。哪里知道，“文人字”这一项，也会上瘾的。仅民国这一块，比较有影响的，说有一百位不少，两百位不多，所以再上瘾也得克制，我得留下吃饭的钱。再则，某些文人的字，少得可怜，如陈独秀、傅雷、聂绀弩，等等，偶然现身，如陨石坠落。对文人字内容的要求，我当然觉得越合我的胃口越好。比如，“鸡鸭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通俗易懂，且铭心难忘。总之，我是觉得这类文人的字，比书法家的字好玩，比“革命题材”的画好玩。
当今世界都在讲双赢，讲和谐，我们都老大不小了，还东风吹战鼓擂地“革命”干什么?也许，我这个人既单薄又脆弱，复加日暮岁老，偶尔看一张革命的画，听一首革命的歌尚无不可，但如像前两年的重庆，万众齐鸣地红歌、红色一并袭来，我会惊悸，我的心会揪紧。
字与画，它们本身有些什么成分、含量以及带给我什么好处、利益，我已无趣唠叨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玩法、用法。可玩味，可增值保值，这理由堂而皇之，即使纯粹当股票、当黄金白银也名正言顺。
自1993 年开始的艺术品拍卖会，至今还进进出出、亮牌竞取的，我属于其中一个。
自知喜新厌旧恶习严重，然而对于字画，从三十八岁孜孜不倦到六十四岁。我一生没有玩过车子，自觉华屋豪宅不应当是我住的，股票从未涉及，房地产没有入伙，黄金白银觉得刺眼，翡翠钻石没有生命迹象。所以，今日梳理自己爱上字画、爱上文人墨迹的因缘，自审的结果是：我的爱好与兴趣太少太窄了。我不会打牌，不会麻将，不沾酒，不会舞，不善歌。所以，自1988 年一头扎进字画之后，会有点痴，为时会有点长。即从1992 年中国拍卖第一槌算起，此起彼伏春秋两季的槌声，敲走了我二十多年的光阴。说不务正业，那么请明示，哪一种业是正的?说玩物丧志，我不能认同。虽如草芥般的我本无大志，但谋生的同时，读书自强从未懈怠过。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二十年来从未中断过。聆听民间底层的疾苦声音，情绪会哀婉，心底会伤痛。祈祷国家走向富强、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从未减弱过。其实，说坦白话，我的第一关注点、第一兴趣是文化与国家，这观念形成的年月太久太久，如今，想改都改不了。何况，对一个早早没有家的人来说，潜意识的自然转移，国家就是他的家了。
再聊聊字画，聊聊拍卖公司，聊聊市场吧。春江水暖鸭先知，对我来讲，毕竟涉足二十多年了，连拍卖公司的头头老总们，都脸蛋熟悉得如同老街坊、老邻居，他们绝大部分来过我家，一起喝过茶，聊过天。市场火热的时候，他们忙得七窍生烟，那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
1990 年代的艺术品拍卖，相对来讲场面不大、波澜不惊，参与的人员有限，拍品数量不多，价格涨涨跌跌的幅度相对平稳。某些字画买进三年五年后放手，亏了一成两成太正常不过了。那些年，不管为喜欢，为藏玩，为经营，为投资，不少人因种种不同的原因而撤离了。其中也有买进假画赝品，疼得钻心而心灰意冷的人，时至今日说到字画，谈及某拍卖公司，仍露切齿之状。
市场同“无常”一样，具不可捉摸的威力。我至今无法说出2003 年“非典”之后艺术品暴涨的原因。凸显中国这块热土民间资金的庞大?猛然醒悟生命的脆弱后的暴食狂饮?我不知道，虽然我一直在现场，在现场的最前沿。其后思之，只能归纳为，在改革大潮颠簸中的中国，什么事都要学会见怪不怪才是。难道不是吗?以往多少年，股市的暴涨暴跌，房地产的上天下地，有哪位评家、专家，能真正说出个道道来?更何况对于水深且浑本来就有点玄乎的字画艺术品。
2003 年开始的字画价格猛涨是真实的。
好画好字的涨幅，成就了一则则真实的发财故事。继之，连欧美偏远地区小镇里的老外们，都在评说中国艺术品。全世界在发掘、回流，一拨拨新买家不断涌入，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交额，一切以几何倍数增长。短短几年，便进入盛世收藏的亿元时代。拍卖公司也借着东西南北风把“艺术”二字放大、放宽，当代艺术、当代水墨、当代陶艺、当代紫砂等等，频频而入，平台搭建豪华，宣传亮丽给力。给我的感觉，今日之拍卖场，已如同一个赌场，而且这个赌场是合法合情合理也合乎今天的人气的。赌，我三十岁前便戒掉了，戒得很决绝。因为赌也会成瘾的，赌瘾与毒瘾差不多，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人为财死，这句话在中国是老掉牙的老话，如果用在并不贫穷、不贫血的字画艺术品圈子里，会显得特别不协调，特别凄婉。所以，我只重复一句近些年的废话：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物是主人人是客，这是母亲以前常有意无意对我提及的一句话。母亲走后这一两年，常有一阵一阵心很累的感觉，是倦鸟归巢吗?可平生一直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巢的人。曾记得1993 年在法国拜谒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墓，晚间就寝之际，恍惚里写下两句：“四海无家处处家，皮囊可寄心天涯。摞得旧事觅旧隐，我亦非我他非他。”我这个人，文化上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百家饭，自是有百家的味，至于消化如何，吸收状况，我又可动用我的自由了。
近年，自觉饮食衰退，耳不聪，目难明，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日趋严重，夜咳惊寤，已听得见发自天籁的三更鼓、五更锤，觉悟当留生命的一小截，干一点别太自私自利的活，或至少应如韩石山先生说的，“老了应有个老了的样子”。否则，这么多年了，不是我玩字画，而是字画玩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