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就此离开，再不回这里来了。这种感觉异常突兀， 好像一块冰冷的钢铁，不知为何，一下子就通红了。电梯下楼，拖着行李箱上车去成都东站，外面是嘈杂的城市，次第隆起的高楼、负荷各种轻浮之物的河流，以及无数楼顶上各式各样的招牌，无有休止的喧嚣似乎惊涛骇浪。“在这里，你有什么?”坐在轿车后座上，我脑子里又闪现出这句话。类似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平素上班，从高新区府城大道到锦江区红星路，多数时候乘坐地铁。一般来说，早高峰都在 6 点到 9 点，满当当的车厢里的肉身的密度，虽然比不上京城的同类交通工具，但也是人挨人，也都可以闻到质量优劣不一的香水味或者男人特有的臭味。
我忽然对当年拼命进入的城市，有了一种无比的厌倦感。
人生的逃离一是对梦想的追逐，另一个，就是对处境的不满。尤其是男人，他始终是外向型的， 他需要“攻击”和“开拓” 。尤其是年幼时候，一个男孩若是表现出安分守己的状态，越是会令父母发愁和周边人轻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乡村，而且在极北方。近代中国以来，所有的风起云涌， 影响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及“潮头” ，都是由南方掀起和导致的。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看，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想起“风水轮流转”这个俗气而又有些玄秘的谚语。
太行山及其衔接的燕山，主导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及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方的经济乃至思潮总是随着蔚蓝色的大海汹涌而来，以最快和最具有冲击和普及性的姿态，漫卷整个中国。我所在的村庄，深陷于太行山的沟壑和峻岭，尽管时不时有从城市而来的人，用嘴巴及穿着、 言语带来新的风习， 但沉浸于农耕的乡人，特别是正在壮年的我父母亲那一代，却往往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认为 ： “那还是城市和城里人的事儿，和咱们没有屁大点的关系。”这种岿然不动与慢条斯理，其根本原因在于，自古以来，在偏远之地自生自灭的人们，一方面坚韧地与自然和各种灾难抗衡，求得基本的生存，另一方面，又自以为微贱地屈从于一以贯之的宿命。
少年时，我也是不安分的，读书不行，但又梦想勃勃。家境不好， 却总想出入庙堂。在农村一番探索(事实上是用脑袋一次次撞石墙)后，不但梦想更加晦暗与遥远，且在本地声名狼藉。所幸遇到征兵，母亲步行了七十多公里，到山西左权县亲戚家，才把我送到了行伍的队列。如果本真的去看，无论是读书上大学被分配，还是参军入伍。本质还是走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之路。
但农民相信，一扇门只要打开了，万事皆有可能。这种来自于现实并且参照诸多人的命运的期望和梦想虽然缥缈，但总是有亮光的。还有一层意思是，通道已经错开缝隙，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或许是基于以上说法，临行的时候，亲戚和村人都来送我。有的殷切，有的淡漠。但场面是令我感动的。我家简陋的院子里，落满灿烂的日光，将前两天曼妙在山坡和墙根的积雪一扫而空。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父母更是，亲戚和村人似乎也是。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我对这个村子，乃至父母亲戚和其他乡邻，丝毫没有留恋，甚至迫不及待想远离他们。对此，长期以来，我有过认真的思考。最终认为，和他们一起的时光，受到的爱与帮助远远少于伤害与嘲笑，得到的抚慰坠崖式的低于欺凌与误解。
我小的时候(现在依然是) ，由于父亲是独生子，母亲的娘家虽然人多，但出嫁的闺女已经失去了原家族的荫庇，在这个村子，不管怨不怨，有什么根据和理由，发生矛盾冲突之后，受苦、吃亏的永远是我们家，尤其是我母亲。而且，这种状况的发生频率也非常的高，几乎月月不断。一个孩子在此环境下成长，他获取的基本人生教训除了屈辱、疼痛和自卑之外，就是对乡邻的惧怕、痛恨甚至诅咒。
这或许是我为什么渴望离开乡村，并且对那片地域及其人群并没有什么邻里感情，家族情谊的根本原因。以至于我走州过县，从四季分明的北中国，去往西北高原的瀚海大漠之后，在风暴和队列当中，不管是天似穹庐还是星光暗夜，想念的只有父母、兄弟，以及对自己好的亲戚。
对于其他人，我的那些乡邻们，我是憎恨的，看不起的。这种情绪的蔓延，甚至导致了我对整个村庄和地域的冷漠。
我所在的那片沙漠名叫巴丹吉林，它的面积像它所拥有的历史人文和故事传奇一样广阔和幽深，如西行的穆天子、晋高僧法显、苏武流放和李陵寻击匈奴主力的必经之地、路博德修筑边墙、诗人王维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以及“安史之乱”后期的丝绸之路回鹘道故地、唐玄奘经行、清初土尔扈特蒙古部回归祖国安置地之一(额济纳) 、居延汉简的主要出土地，乃至中国“两弹一星”主要参与单位和发射场等等，构成了这片沙漠的灿烂的人文。而作为一个战士，我不过是庞大集体中的一个，重量和作用甚至比不上一颗沙粒之于整个沙漠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才发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于人间，固然有其冥冥中的价值与某种必然性，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不过是用来充数罢了。
卢梭《忏悔录》中说： “人性的首要原则，是对自己的关怀。”一个青年在沙漠的孤独、忧虑和郁闷，充满了悲剧感，同时也极为惊心动魄。每次写信回家，我都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考军校、转士官，或者梦想被某所军队院校特招……身份的转换是最根本的转换，一个农村青年在军队当中所能寻求的，也只能是这些。
记得第四年(彼时空军义务兵服役期为四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送院校学习后转为军官。可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某个下午，单位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坐在主席台的副职领导宣读了更上一级的通报。通报中说，本单位一个人受到了记过处分。原因是，在被推荐入学的材料上弄虚作假。再后来，另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对我说， 这次机会本来给你的， 结果“近水楼台先得月” ， 原想他会如愿以偿， 不料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
听了后，我先是惊诧，继而又觉得无所谓，心态出奇的平静。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平素里遇事慌张、焦虑，可一旦问题真正落在头上，反而镇定了。名和利，尤其是涉及到身份的转换，一生的前途，当然是我最关切的事，也最在意。可是，我不仅对此次机会的丧失没有感到丝毫遗憾，也对那个利用在机关的“脸熟”抢得先机的同事，从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埋怨和鄙视。只是觉得，好好的一个机会，让他给浪费了。若是他如愿，我也会觉得这件事是圆满的。因此，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的内心和精神当中，确实有一种处变不惊，善于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并且具备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因素，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狭隘、仇恨，不能释怀。
高铁奔行，到西安北，下车溜达时候，也忽然想起，陇海线我走了多年。从西北返回河北，又从河北返回西北。如此的路途，是我多年来，不断回家和远行的必经之地。感觉它就像一根丝线，已经深入到了我的人生和肌体当中，甚至成为了我青春和生命的一块弯曲的胎记。彼时，火车只有特快和直快，从郑州或者石家庄到甘肃酒泉要 30 多个小时。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士官了，也就是以前的志愿兵。在部队序列中，士官是介于义务兵和干部之间的一个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阶层。正式命令下达之后， 我高兴了一阵子。大致几天后，我才发现，士官这个身份，其实也很尴尬的。按照我的理想，这绝对不是终极。但令我欣慰的是，在巴丹吉林沙漠，我收获了爱情。说起来，这份爱情来得突然，但不具备任何的诗情画意，说到底，只是两个人偶然相遇后的“对上眼” 。此时，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基本都成家了，带着老婆在营区老乡堆里招摇，最不济的，也有了对象，时不时带到部队里来，以请吃饭的名义，在老乡面前显摆一番。
其中的徐晓生，义务兵时候，认识了酒泉市区的一个女孩子。退伍后，女孩子跟着他去了河北正定。和我同乡的安平先是喜欢上了营区附近村里的一个女孩子，我还陪着他去过那女孩子家一次。士官命令下达后，安平突然对我说，他父亲和哥哥不许他在这里找对象。原因是，离家太远。我当场发火，说安平忘恩负义，爱情太不纯粹。骗人家农村姑娘!简直不是一个玩意儿!我的未婚妻也是农民。有战友也劝我说，你的条件，找个教师之类的，完全没有问题。我斜着眼睛看劝我的战友，然后怒斥他们是势利眼，把爱情当作一种表面看起来平等，实际上包含私心与物权主义的肮脏交易。
我的性格纯粹也复杂，灵性也混沌，固执也坦荡。这使得我在很多时候，显然区别于同地域的战友和老乡。在爱情上，我有义无反顾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的耐心。在实际工作当中，严肃苛刻，也会偷奸耍滑。唯独在读书上，一次也不饶恕自己的无知和懒惰。那些年，我买书大致是我们那支部队士官阶层当中最多的。也因为读书和写东西，结识了诸多的师长和好友，蒙受了他们的帮助。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我从义务兵到士官再到军官的跃进和转变。
巴丹吉林沙漠的天空真的犹如深井，越是仰望，越觉得自身的轻盈。许多战友说，看天久了，会晕眩。而我，却觉得，越是仰望天空，自己的心越是澄澈，整个人都变得透明且充满光芒。有几次，我深入沙漠，看到的起伏犹如母腹与乳房，那么多，高低不一地错列在莽苍大地与无际天空下，日光浮动，风吹如涛。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坐在蜥蜴和黑蚂蚁的沙滩上，或觉得四周空明，一个人的肉身沉浸其中，灵魂却在半空中翱翔。看着对面黝黑的沙丘，堆满沙粒的沟壑，会感到一种大寂静。那种寂静当中，有无数的生灵在奔行，甚至耳边和眼睫毛上。
我也曾多次去过灿若黄金的胡杨林，在额济纳河边的密林里，踩着白沙行走。头顶的蓝天，摩挲肩膀和脸部的胡杨叶子，这种感觉极容易让我想起曾经再次休养生息的乌孙、大月氏、匈奴和回鹘，当然，还有戍边的军卒，出塞的兵车，以及在这里写下不朽诗句的王维和胡曾等人……也想自己成为这里的王者， 哪怕是一家人住在这里， 养儿育女，与骆驼和黄羊、蒙古马为伍，终老一生。在牧民家里， 我听到了许多红狐、 白狐， 毒蜘蛛、毒蝎子和四脚蛇、狼的故事。狐狸这种灵性的动物，总是会与人，与人的生理欲望和心灵精神发生诡异而又凄美的联系。
如牧民巴图说的，他年轻时候，在河东里以北的梭梭林中遭遇狼群的故事，是自家的骆驼把他圈在中间，他用干木头点着火焰，才躲过一难。还有一次，在苇杭泉附近，突然的沙尘暴摧枯拉朽，羊群四散，他借助冰川纪的巨石藏身，虽然损失了几十只羊，但人还是保住了性命。鼎新绿洲的农民呼见赠说，以前的芨芨乡，有个国光的村子，一个光棍汉家里突然有了一个女人，而且和他生活了好多年，还生了几个孩子。可有一天，光棍的老婆突然失踪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去了哪里。后来人说，那是狐狸精变的，是来报恩的。现在，光棍和那个女人的孩子还在国光村生活，已经是一个大家族了。
诸如此类的传说，在巴丹吉林的弱水河流域层出不穷，只是近些年少了。我第一次从部队机场乘坐飞机去北京时候，在空中，突然发现，整个巴丹吉林沙漠了无边际，鼎新和额济纳绿洲，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墨点而已。我这才觉得，人在阔大之地久了，便也会沾染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比如性情的改变、对具体生灵和自然乃至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和判断，都会无形变化。也适才觉得，人确实是地域的产物，自然对人的塑造和影响的力量强大无比。
十多年后，那个莽撞的外乡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子拉碴的青年。其间，儿子出生。天长日久，与岳父母的关系也血浓于水。尽管，生活中有些不如意和摩擦，但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2008 年，父亲突然罹患重病。这一次，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我在外地多久和多远， 我的根还在南太行乡村。而所谓的根，不是某一块土地和人群，而是生养你的那两个人的，特别是父亲。至此我才明白，所谓的男人，无论年少时外出多远，都不会怎么想家。一旦过了三十五岁或者家里亲人遭受了苦难，才会真正醒悟。原来，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有一根血线，若有若无地牵着，从不会断裂，也不会消失。
安葬了父亲，我觉得整个人都空了。一个刚进入中年的人，看世界的心是发虚的。而从前，我有恃无恐，不在意任何东西。父亲没了，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单、脆弱和不安。以至于回到巴丹吉林沙漠，肠胃里像是塞了无数的干枯茅草，一根根，扎得我生疼，还特别的拥挤和饱胀。次年，我有幸调到成都军区。这是一次人生的转变，再一次的迁徙。
从浩瀚大漠到密集都市，我还是郁郁不乐，憋闷异常。有几次，在公寓房内突然放声大哭。走到街道上，看到与父亲长相差不多的清洁工，瞬间眼前一亮，赶紧走过去。想喊一声爹，然后搀着他一起回家。可是，每次我都失望。至此我也才明白，父亲对儿子的精神支撑力是无与伦比的，世间再多的物质和权位，都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也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南太行故乡，包括所有的人事，都采取了原谅和宽容的态度。每次回家，母亲不断唠叨，说过去在村里的屈辱，如谁谁谁无故欺负了她，谁侵占了我们的田地、 房基地， 以及谁故意在某些事情上，让我们家吃亏。这是母亲常念的“经”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我听得津津有味， 父亲去世了，我突然觉得，母亲念叨这些陈年旧事，毫无意义。有几次，母亲还说 ： “恁爹不管用，村里分荒坡时候， 少给咱分了……”等等， 一听，我就对母亲说 ： “俺爹人都没了，你还在说他不管用?不管用哪有我和弟弟，不管用我和弟弟怎么长大?”母亲惊诧。我觉得自己也说得重了，转过来安慰母亲说： “人都不在了，不管生前再不好，可他毕竟是俺爹。他殁了，你再说他，这不好……”母亲沉默。
母亲这种表现，让我心里不舒服，又不忍心。父母之恩，尤其是他们在，和子女们一起混迹于这尘世，是最大的幸福。
自从父亲去世，我回家的次数多了。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其他地方，都要回家去看看。母亲虽然嫌我花钱，可我每次回来，她还是高兴的。以前对我横眉怒目的乡邻，看我的脸上也多了笑容。
尽管如此，家里的事情还非常多。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宅基地、荒坡所属权的纠纷。尽管我家握有当年统一由村支部订立的合约，但村里几户强势人家，却通过暴力或者“市、 乡有人”的方式强行抢夺。二是因为闲话而引起乡邻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三是在涉及具体利益上，村干部屈从于其他人的意见，而使得我们家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四是因为我写了一些关于故乡人事的小文章，发表或者结集出版后，被村里少数有文化，但又与我家不睦的人收集或者买到后，四处宣扬，说我写了谁谁谁的丑事，说了谁谁谁的坏话。更有甚者，要联名上告。
但我仍旧是宽容和宽恕的，无论对谁。也觉得， 人和人之间， 根本的东西还是互助。互助是人类之所以聚居的根本要义，否则，人也可以像狮子、老虎那样，单独地生活。
有一次，与一位医生兼作家的朋友深聊。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标本” ，即我这个人具备的多面性令他匪夷所思。他想象不到，激烈与缓慢，笨拙与狡黠，正义与邪恶，纯情与混沌，执拗与随性、矛盾和统一，传统与前卫，忠义与善变等等特质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多层次和角度， 出其不意和处变不惊地交相出现。而这些，我自己是不知道的，他一一给我分析后，我也才明白，自己确实是一个看起来单调，实际上是冲突非常激烈的复合体。
这也是我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想想，也确乎其实。但自己又时常浑然不觉。特别是 2012 年春节前夕，为了治疗胃病，一次吃了八种西药，忽然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差点没命，继而莫名头晕、心悸、四肢发软、情境障碍、肠胃不适、莫名的疼痛，以及濒死感强烈。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的性情确实大变，敏感得一阵吹过脸上的风，一朵擦肩的叶子， 甚至陌生人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都令我莫名恼怒，或者潜意识以为别有用意的程度。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抑郁症，或者说不明症状。几次走在街上，忽然全身发紧，紧张无措， 手脚不知道怎么用， 紧接着是心悸、慌乱和强烈的濒死感，急忙跑进医院，检查一番，又没有什么器质性改变。
有几次和儿子发生冲突。一次，一家人开车去都江堰。车上，儿子把一张白纸伸到天窗外。我下意识很凶地制止了他。另一次，一家人从地下车库电梯上楼，儿子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忽然异常的恼怒，自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还有一次，下班回家，老婆突然对我发生喝骂。我生气， 提起包， 出门去了，站在小区外面的河边，想自尽。还有些时候，忽然觉得后脑如钢丝绳一般急速收紧，意识就要丧失的感觉。尤其是 2016 年 5 月在老家邢台，第一晚朋友请吃饭，喝了很多酒，次日胃疼，午饭前吃了两粒修正牌胃康灵，忽然觉得后脑的神经一根根绷断，心慌得坐不住。急忙去医院，心跳达到 110 次 / 分。躺了一会，方才好转。从此之后，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有时候看对面的人，好像在电视或者荧幕上的一样，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是，近在耳边的声音，也好像很遥远。我住院检查，核磁共振、心电二合一、CT 和彩超、各种生化等等，也没有什么具体问题。但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后来肠饥饿、暴饮暴食、四肢虚软无力、头脑不清，不能看屏幕和任何书，一坐到电脑面前就晕，全身发软。
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了医院的常客。成都几乎所有的医院我都去过。甚至还有一些专门骗钱的类似莆田系的医院。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法起到作用。只有一次，吃了两粒成都军区总医院开的左洛复(盐酸舍曲林片) ，不到五分钟，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无异，脑袋清楚，身体的不适全部消除。可到了早上，八月初的成都天气，没开空调，且还开着窗子，我忽然觉得自己全身冰凉，如履薄冰。不敢再服。又去华西、省中医院检查后，确定服用盐酸氟西汀即百忧解。一段时间后，有点效果，但医生从没告知我是哪一类抑郁症， 我自己查资料暂定为“抑郁性神经症(神经症性抑郁) 。”大致是准确的。
朋友所说，大致是我抑郁症之后的情况。也可能有天性的成分。似乎从 2016 年夏天开始，我对成都乃至一切城市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厌倦感。也真切地意识到，城市的便利其实只能够容纳我们的肉身，却无法使得灵魂与之相依。抑郁症躯体反应最严重时候，每次强行在街上溜达、快步走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的繁华和熙攘都像是一种幻觉，这个人和哪个人，对面而过，甚至撞了一下肩膀、碰了一下手背，几百米之后，就忘却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连对方一目了然的面目也瞬间没了印象。唯有那些古老的寺庙及其他建筑，总是给人一种偎贴之感，而各种材料装饰的高楼，更像是幻景。我总是想，上面的玻璃若是全部碎掉，那么，楼宇的丑陋可能是惨不忍睹的。如果整个城市没有一个人， 可能比战场更加可怖和凄惨。
再假说，人都没有了，城市还会存在，哪怕是脚下的水泥板、路边的杂草。人是无法与外物相抗衡的，尽管人总是利用外物来装点自己。由此，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不仅是一个正确的道理， 也符合天地万物之定律。2017 年，我分别去了很多地方，但凡去北方，总是要回家看看。母亲在，家就在。每次回去之前，都迫不及待，想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想重温一下少年的乡村感觉，或者安静地想一些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一堆的家事，都是非常棘手的，如邻里的纠纷、亲戚间的摩擦、婆媳问题等等，各种各样。处理和调解得差不多了，也该离开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一旦成人，人就没有了自由，更没了自己。
而且，对一个平民来说，你只是你自己，以及和紧密相关的那几个人的人。此外，参与不了更多，也做不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我莫名地想，对于成都，我在和不在，在这里，或者另外的城市、乡村等地，其实都一样。既然都一样，那又何必限定自己的确切住处呢?在迁徙这个问题上，人是生而自由的，而且必须是无限自由的。
入城不过是为了更新一种生活方式，置换一种人生的场景和道具罢了 ;回到乡村，也如是。2017 年到 2018 年开初，我越发厌倦城市，特别是目前的一种人生状态。想再度回到乡村去。正如这一次，回家过年路上，我想了很多。从太行山乡村到西北的沙漠，再从西北转移到了成都，这种简单的线路，已经消耗了我半生。可能，我这样的一个人，在村人看起来是荣耀的，成功的，可对于成都，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我何其微不足道?更严重一点说，无非是一个时代的试验品，人群中一个普凡的个例而已。
事实也证明，不仅成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大的都市，周边的县市先后被囊括和纳入，又新增了高新区和天府新区。即使我老家邢台，城乡的差别也在缩小，甚至已经在形式上融为一体。并且，在可预见的情况下， 城乡的融合速度会更快， 此前存在的“缝隙”和“差别”也会很快弥合，甚至紧缩于无。我看到的是， 不论是毗邻市区的龙泉寺村，还是距离 58 公里和 64 公里的白岸村，都在形式上接近了城市，尽管小区和楼房简陋、不规则一些，但也有了城市的模样。几乎家家户户有小车，居民吃穿用度上，甚至风习和规矩上，也有了城市的气息。
回到家里， 闲谈时候， 母亲和小姨说： “老了还回来吧!”前来聊天的邻居也说 ： 退休了回来吧。他们表达的意思，都是叶落归根的传统思维，同时也暗示了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的宿命。
母亲、小姨和村人的话，使得我的心也在摇晃。去和留，城市和乡村，其实都不应当是一个界限和分野。尤其对于个人来说，这一切，居住地乃至各种转换，都应当是一条通途，而不是壁垒和限制。看到当年父母修建分给自己的房子，已经陈旧不堪了，想再花点钱翻修一下，然后，搬回来住。我也想到，无论到何时，人总有退休的一天。这是时间的律令， 也是生命的“程序” 。可又想，孩子老婆都在城市……乡村……娘还在，当然可以回来尽孝，可再往后呢?一个人在暮年，他的所有情感寄托只能是自己亲生的子女，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真的没人可以让我们全身心倾注情感与寄托灵魂了。这非常残酷。也或许，这个想法也有些狭隘，但我相信，事实如此。
在家里过了春节，再度返回时候，也觉得有点轻松。在城市久了，想回农村 ;在农村久了，又想回到城市。这种往复不定，其实是我这样的出身农村，现在跻身城市者最大的现实和精神困境。我们这些人，不像城市原生和加入比较早的人，那么枝蔓庞杂、血缘众多，在城市，除了妻儿，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从亲情上联结的人了。相比之下，乡村还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之后，肯定又是一种分布和聚拢。
高铁返回途中，看着窗外急速消失的田野和城乡。仅从表象看，这个年代，乡村和城市已经在高速聚拢了，不论是哪个省份和地域。这种复制性极强的“造城运动” ，已经锐不可当。
我又想到自己这些年的不断迁徙。从职业角度说，对于军人，不断的迁徙是不能更改的命运，只不过，有些人去向单一，有些人略微复杂一些罢了。但对于个人来说，从一地到另外一地，每一次都是伤筋动骨的。特别是对于我这样数代人都在农村，外面的城市再无其他宗族和近亲的人，无论到何地，也都注定是孤独的。
对于我来说，这或许真的是所谓的命。
“我来自农村，我是谁?在城市，又是谁?我来路明确，可当我老了，应当在哪里度过暮年?怎么度过?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如他们看望我们方便不方便，居住在距离他们远的地方，会不会帮不上他们，还令他们长途跑动等等)?”这些问题，在我满四十岁的时候，就一再不自觉地涌上心头了。此时也才发现， 男人是有根的。这个 “根” 的意识，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隐形但却又强大的东西。而男人所谓的根，大致只能是父母所在地。父母为人人之根，而父母的根，又系在他们的父母身上。
傍晚到成都东站，下车，天还是有些阴冷。回家路上，灯光已经将这个城市装饰得繁华异常，又不明就里。路过一片小区时候，看着那些开着灯的窗户，我忽然想 ： 他们又是哪一类人呢?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我一样的问题?如果境况类似，他们又怎么打算和预想的呢?
到家，给母亲和弟弟分别报了平安，挂掉电话的瞬间，忽然心中悲伤，颓然坐在沙发上，叹息一声，想起里尔克的几句诗 ： “孤寂好似一场雨。/ 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 ;/ 它从遥远偏僻的旷野飘来，/ 飘向它长久栖息的天空，/ 从天空才降临到城里。// 孤寂的雨下个不停，/ 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 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 失望悲哀，各奔东西 ;/ 当彼此仇恨的人们 / 不得不睡在一起 ：// 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杨武能译) 。”无比贴合我的心境，甚至现实。这首诗从另一个国度和方向，让我在城乡、外省和故乡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困境当中，看到了某一种必然的前景，或者说某一种命定的意味。以此引申，在这个轰轰然的时代里，也肯定有着许多与我有 “同感” 的兄弟姐妹。里尔克另一首叫做《村里立着最后一幢屋》中，也有诗句说 ： “村子里立着最后一幢屋，/ 那么孤单，像世界的最后一幢屋(杨武能译) 。”……如此的诗句，我知道其意，但不知道应当再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