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主要工作当然是写作，但不要把写作单纯理解为“文学创作”，尽管文学创作是作家写作的主要内容。
作家不能“陷”在文学创作里，并不是说不要把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中，而是说作家不要只关注文学本身，写作只限于文学作品，所有精力都在文学创作上。
因为文学并不是一种与其它事物无关连的东西。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作家需要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而这种观察和思考导致的结果不一定仅仅是限于“文学”的，作家很可能、也完全可能产生一种对于社会本身的发现和思考，这种发现和思考常常不是用文学形式能夠表达的——由于文学形式本身的限制，或者写作时间上的限制。那么此时，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一个公民，而且应该是一个有着更多良知的公民，你究竟是把自己的写作“限定”在文学体裁的范围内，还是因为一种责任感和正义冲动，怎样更好的、更快的把你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告诉他人?什么表达形式效果最好、最快，就采用什么形式，不管是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写了那么多好的小说，为什么最后写了大量的“时评”?因为他需要更直接更迅速地把他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甚至他还可以放下笔什么也不写，而直接投入社会活动。1925年8月当时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强烈反对“解散令”，因此和章士钊打了一场官司。想想今天的中国作家们大约只会为了自己的作品被剽窃被盗版或者稿酬纠纷去打官司，断不会为了“与已无关”的事去和哪个打官司。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区别?托尔斯泰写了许多的小说经典，他可以写更多的小说经典，但他为什么花时间花精力去写《可怕的问题》、《论莫斯科人口调查》这样的非文学作品?他还放下写作去投身社会活动，办过私人学校，免费教育农民的孩子，创办通俗读物出版社，为文化低的农民提供他们需要的书籍，等等。他对作家“献身于创作”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因为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而且应该是更合格更具素质的公民，许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都应该去参与，去投入时间和精力。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对生活的某种感悟和体会，发表出来是希望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进歩，还是只是一种娱乐?如果是后一种目的，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了，因为那不是真正的作家所为，因此完全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如果是前一个目的，那么一个作家需要以什么形式更好更迅速的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就采用什么形式，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限定”自己只进行“文学创作”。实在的说，这种“限定”大多都是出于某种自私的考虑。也就是托尔斯泰说的“坏人，性格猥琐。”作为作家，这是很可耻的。法国作家左拉也是放下创作去管一些他认为应该管的事。1894年，法国反犹太主义很活跃，制造了一起“德雷弗斯冤案”，以出卖军事情报的罪名迫害一名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左拉了解真相后，一种不可抗拒的追求真理的力量使他投入了斗争，顶着反犹太主义掀起的浪潮呼号奔走，并发表了一篇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推动了营救斗争的发展，但也同时把自己推上了被告席，受到了反动势力的疯狂迫害，被判处徒刑，他因此而流亡英国。德雷弗斯冤案于1908年终获平反。“资产阶级”的作家左拉，其行为令人敬佩。
而当下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们，而且占相当部分的“先锋队”作家们，对于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曲直、真理与谬误，则基本上是黙黙无言，集体失语。他们“陷在”文学创作的“坑”里，并没有写出什么了不得的文学作品，但却自我感觉良好。同时他们还喜欢陷在“文学秀”的“坑”里，以参加各种“文学庆典”活动为荣，仿佛中国的当代文学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需要“庆贺”，其实是为这个官僚体制妆扮着虚假的“文学繁荣”。
当下的中国作家和前辈作家、外国作家相比，为何社会责任感上差得这么远?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前辈作家和外国作家，他们是独立的个人，没有哪个政府来养他们，他们靠稿费吃饭，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能得罪大众，而是要靠拢大众。而现在的中国作家们，大多都在官办作家协会里，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主力——专业作家，都是政府在养着。端人碗，服人管。他们不怕得罪老百姓，就怕得罪权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