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一个地方，总会有自己的魂魄的。它是由独特的地理、历史和建筑的气象氤氲、汇聚而形成的，更是由一代一代的前辈先贤的精气神不断流传、继承而凝集的。太原市南华门就是一个有魂魄的地方。道路西边是赵树理的故居，一座古朴的小四合院;东四条胡同是山西作协的“大本营”，一方闹中得静、别有洞天的小天地。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历经沧桑、拆拆建建，人事更迭，但两栋百年老楼、一院树木花草，依然历久而存在;赵树理故居，则在扩展、修建。40多年前，赵树理以一幕悲剧告别了这里。十多年来，“西李马胡孙”以及冈夫等老一代作家陆续辞世。现在，在这个初秋的季节里，李国涛老师也悄然西去。
但正如一些作家在给李老师的挽联上所写的：“斯人已去，风范永存”。李老师的去世，让人们痛切地感受到了，老一代作家道德文章、精神风范的弥足珍贵，他们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在心中的倏然泛起。中国文化是肯定魂魄的存在的，所谓魂是指离开人体而存在的精神，所谓魄是指依附形体而显现的精神，道家称人身有“三魂七魄”。这并非封建迷信，而是被现代物理学证明了的自然现象。李国涛老师是山西文学的一个重大存在，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小说家、散文家;更是一位山西文学的组织者、开拓者、引领者;同时还是东四条一位读书人、文化人、“好好先生”。如果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那么李国涛老师就是山西老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文化人。他的学养、人品、文风、思想等已化作一种精魂，弥散在南华门乃至山西文学界，熏染、影响着我们的读书写作以及处世为人。
我与李国涛老师的相识、交往，已有40年时间。作为文学爱好者，他是我写作上的指路者。作为文学编辑，他是我敬仰效仿的前辈。作为评论者，他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榜样。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这代人的不幸，是在动乱、扭曲的时代喜欢上了文学，开始了写作。1972年，我还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就学着写小说，并在忻县地区(忻州市)编印的《文学创作选集》上发表了处女作。1975年，我幸运地被推荐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1976年，就在刚刚创办的《汾水》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很幼稚的短篇小说。我成为了一位执着的文学青年。同年春天，山西文艺工作室在侯家巷招待所召开全省短篇小说创作会议。我得知这个消息，带了一篇刚写好的短篇小说，赶到会上。先找到我熟悉的忻州作家，然后由他介绍见到了《汾水》编辑部副主任李国涛老师。当时正在开会，李老师款款地从会议室出来，与我在楼道里见面，他站在我面前，问了我一些上课、读书、写作情况。随后我把稿子拿给李老师，请他有时间审阅。他说现在就看，然后就倚着楼梯口的木栏杆看起了稿子。也就一二十分钟时间，他把稿子还给我，谈了他的意见。我当时拿了一篇什么样的稿子，后来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李老师谈了些什么意见，现在也一片混沌了。但我依稀记得，他肯定了我写作的勤奋、认真;似乎还说过：写作要从真情实感出发，不要有太强的理性等等。见面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李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他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笔挺的身材，国字形脸庞，戴一副金属框眼镜，穿一件中式衣服，脸上的神情是那样平和、庄重，说话的口吻是那样儒雅、简朴，还带有一点南方口音，但每个字都能听得明白。我觉得李老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前辈，但又觉得我这个农村青年距离他是何其遥远，我只有仰望，很难学习。此后我又去过几次《汾水》编辑部，开过几次文学会议，每次都能见到他，但并没有深谈，更谈不上深交。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南华门，一派弃旧图新、改革开放的热闹风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院子、楼房、胡同还是老样子，特别是院子里那两棵树冠如云的梧桐树、高厚如城墙般的南院墙、结实而沉重的榆木大门，昭示着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深厚。老作家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创办刊物，扶植新人，重振山西的文学事业。年轻作家们一个个被抽调回省作协，潜心读书创作，参与社会变革，尽情放飞他们的社会人生梦想。但不久之后，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老一代作家，就逐渐退休了。他们并不留恋权力，退休后就安心读书写作，颐养天年，使他们在晚年时期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文学高潮期。我们经常可以在南华门和东四条，看到这些老汉们的身影。马烽老师常常背着手踱步到门房，坐在那把破旧的沙发上，跟人们随意地聊着天;胖胖的西戎老师走路很精神，见了作家编辑就会站着谈文学谈作品;孙谦老师穿一件夹克便装，在菜摊上买菜，常被小贩当作老农民而遭到算计;最“帅气”的是李束为和胡正老师，李老师总是身披一件毛料大衣，拄一柄拐杖，脸上水波不兴，步履稳健地走进走出。胡老师同样身披一件毛呢大衣，也拄一根文明棍，但步伐轻快，见人就打哈哈;还有年龄更长、资格更老的冈夫老师，虽然身形清癯，但走路笔挺，脸上永远是一副纯真善良的微笑…… 这些老汉，看似平常，但却经历了数十年的革命历史，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创作了大批精品力作，他们的人品文品已变成一种精神，汇入南华门和东四条源源的文脉中。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经常来往于南华门，80年代后期调入省作协，亲身领受了老一代作家的熏陶和教诲，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在新时期山西文学的演变中，李国涛老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山西从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的，强调反映现实变革，服务当下政治，塑造农民形象，运用大众化形式。但新时期文学中涌现出的“晋军”作家，更追求文学的精英化和现代性，着力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对现代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吸纳。尽管老一代作家不甘落后、追赶新潮，新一代作家学习前辈、靠拢传统，但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显然是存在着代沟和矛盾的。在这样一种情势中，历史选择了李国涛老师，使他成为两代人连通的“桥梁”，成为山西文学变革的“引擎”。李老师是江苏徐州人，来山西无门无派，奉行“君子不党”，每代作家都接受他、尊重他。李老师大家出身，有着丰厚的文化和文学修养，对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派文学都能自然接受，且融会贯通。李老师是上世纪30年代生人，比“山药蛋派”作家小十几岁，比“晋军”作家大十多岁，正是一个上通下接的年龄段。而且，李老师是《汾水》时期的主任，《山西文学》时期的主编，一份“老字号”刊物就是一个省文学的核心，他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团结几代作家，变革山西文学，实现山西文学的重振和超越。李老师作为资深评论家，对“山药蛋派”作家和“晋军”作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真诚的评论。对老一代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都写过中肯的评论;对“晋军”作家柯云路、成一、李锐、张石山、钟道新、赵瑜、蒋韵等，都作过精辟的论说。山西文学能在80年代重振雄风，成为全国的文学大省，李国涛老师可谓劳苦功高!
在我的心目中，李国涛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虽然与他相识40年，又是文学评论同道，但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经济的往来。只记得很多年前，他得了痛风病，同事祝大同说：“咱们去看看老主编吧。”我俩从胡同口水果摊上买了两小箱橘子，一人搬一箱送到他家里，他说了一连串的感谢话。李老师信奉“君子之交”，从未见过他与人去吃饭、喝酒、打牌，但他的人缘却极好，每一代作家、编辑、机关职工甚至院里的家属、孩子，都很喜欢他。他有一种宽广的胸怀、无形的气场，团结了一代代的作家，调和着南华门的小气候。我同李老师交往最多的是互相送送书、谈谈文学。他每出一本书，总会签名盖章送我一本，至今已有五六本了。我每出一本书，自然也会亲自登门、呈上请教，顺便坐上一阵谈谈读书写作。上世纪90年代，我主持《山西文学》杂志社工作，李老师出去散步，常常会拐到编辑部，坐在藤椅上，与我与大家聊一会，所谈除了文学还会说到院里老作家们的奇闻轶事，编辑部里充满了快活的笑声。
1989年之后，李国涛老师突然以“高岸”笔名创作起小说来，仅仅三四年时间，就发表和出版了十多部(篇)长、中、短篇小说。有的发表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上，大部分发表在《山西文学》上。院里的作家们戏称他是“文学新秀”。我很喜欢李老师的小说，每见必读，感想颇多。有一天在院子里见到他，便说：“李老师，我想给您写篇评论。”他爽朗而高兴地说：“好啊!写吧。但要实事求是。”评论写成后我送给李老师请他指教。他当天就跑到编辑部，把稿子还给我，满脸含笑地说：“挺好。挺好。就这样发吧。”我从他的神情看出，他对稿子是满意的，心里一块石头砰然落地。我在评论中，把他的小说称为“文化小说或文人小说”，阐释了他的小说的文化特质、思想意蕴、人物塑造等艺术特点。同时还指出了他的小说人物地域特色不足、与新时代人物有点隔膜的局限。我担心自己的判断不够准确，让李老师难以接受。想不到他是那样宽厚、坦荡，完全不在意对他的批评。我的评论发表在《山西文学》1990年第12期，题目是《澄明的往事》。
近二三年来，南华门多了一幅情景，那就是我们看着李国涛老师渐渐老去。若干年前，是他和老作家们看着我们从青年变成中年、从中年走向退休。现在是我们看着李老师由晚年步入衰年，由衰年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李老师有上午十点多出门散步的生活规律。开始是他的步子蹒跚起来，拄一根拐杖，由他的夫人杨老师搀扶着，在胡同里走出去走回来。后来是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女儿或保姆慢慢推着，在府东街转一趟。李老师是真老了、且数病缠身。但他的脸色神情，一如既往地平和、生动、乐观，他的说话声音，一如既往地爽朗、儒雅、睿智，一点不像一个老人、病人。走到作协的院门口，他就会拐进院子，或太阳下或树荫下，站着或坐着跟大家聊天。所谈大抵是陈年旧事、读书写作、作家作品等等。他说：“现在目力越来越不济了，借助放大镜也看不了几页了。读书看皮，读报看题……”他看不动书报了，但心里关心牵挂的依然是山西文学，依然是年轻作家们。他仍然有着强大的气场，把自己和山西文学和年轻的作家编辑们，融化在一起。
这两年，我见到李老师，只是问问他的身体、谈谈我的读书，不敢过多地谈论文学和评论，担心分散他的精神，影响他的身体。但老先生却常常喊住我，主动地跟我讨论文学。记得去年我把刚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亲自登门呈上一本，说：“李老师你不要看，我只是送你作为纪念的。”但他第二天在胡同里见到我，就笑眯眯地说：“写这么厚一本书，不容易啊!那要看多少作品和资料，理清多少思路和线索呀!你专门给上海的潘向黎写了一节，这是需要眼光的。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年轻作家，但文坛关注不够。”看来李老师还是把书看过了。记得今年夏天，我在《山西文学》第6期发表了《李古北：被淡忘的“山药蛋派”中坚作家》。一天晚上，李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崇轩，我大致看了你写李古北的文章，想跟你谈谈我的想法。”李老师是极少给人打电话的，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我慌忙洗耳恭听。他说：“‘五作家’以及‘山药蛋派’研究了几十年，写进了文学史，应该说定论是准确的、到位的。我们不要随便去改变它、颠覆它。但是可以继续发掘它、丰富它。比如李古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杰出的作家，但由于五六十年代对他的两次批判，他后来又远离了文学界，我们回避、忽略了他，这是不应该的。你的文章写得详实、到位，很好，今后还可继续研究下去。看来，‘西李马胡孙’这个提法，应该扩展成‘西李马胡孙李’，就更全面了……”我静静地听着他缓慢、悠扬的声音，心理涌动着阵阵温暖和感动。这次通话，大约是在六月中旬，时间过去只有两个多月。这次通话，表现了李老师对山西文学历史的关心、反思，传达了对我的一种期待、托付。这次通话，是李老师和我的最后一次讨论文学。想不到在秋叶飘零的时节，他就匆匆离开了我们，追随由他命名的“山药蛋派”老作家去了。李老师和前辈作家一个个走了，但他们身上的魄已化为魂，依然飘散、凝聚在南华门，环绕着我们、注视着我们……
2017年9月5日(中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