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东方，又看过西方，我看见一种说法儿：人死去，意识的灯熄灭了之后，他的肉体要奔波万里，去寻找并会见他的思想。
可是，在当今年代中，人的思想身居何处?
对于有些人，就连这种死后之回归，也已经日渐艰难。与思想的碰面，应当不需要腾出太大的谈话空间。然而，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全部身心都奔忙在烟尘滚滚的路上，没有余地回旋后顾。思想，游曳在他之外，已经仙逝羽化了。
一个曾经连自己心中的“一闪念”都被掌握、被定格、被放大，并拿到众目之下，被进行评点批评的中国人，终于走出了噩梦，得以把思想作为私人物品，暖暖地揣在暗袋中。谁能想到，又过了几年，思想这个东西却被掏出来，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坚定的决心，被远远地抛离出去!
十六年前，我背着书包，在化着黑雪的路边，遇见一个小学同学。她在一间国营饭店的露天摊档前，摆卖酱肉。她带着炫耀，向周围的女营业员们介绍我，说我写的字都给印到了报纸上。她热情地抓住我不放，硬塞给我一纸包热的猪肝猪心。
热的肉，跟随着我，踏上无轨电车，回到大学区。在一九七九年春天的大学伙食中，这肉是闪着光芒的。但那个时候，具有着更强光芒的，是灵魂的饥渴，比如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比如一篇新的译文。虽然肉也引起了宿舍中的兴奋，但肉只是肉，它是归肚子在短时间内享用的。
凌晨一点，宿舍楼潮湿的走廊里，借着昏黄的灯光，披着大衣看书的人，常常超过了在房中睡觉的人。伴着书页声，水房滴水声，思想乘了灵魂升华的飞行器，突然获得了飞的权利。刚刚在空中享受翱翔的人们，对地面上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又有谁会贪恋一块肉的味道呢。
怦然心动的年代这么快就过去了。
后来，卖酱肉的小学同学找到了我工作的电影厂。在收发室的门口，她领了一个中年人。她揪住我到街树下面，告诉我无论如何也要带着那人混进厂里，让他看看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她还机密似地告诉我，她马上不卖酱肉了，要办个体饭店。那个中年人，正是负责审批有关手续的。
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元的她，不知想了多少日夜，居然钻研出了这种几乎没有成本的贿赂手段!不花一分钱，仅仅磨擦一下老同学的关系，以封闭的中国人对拍摄电影的神秘感为诱饵。想看拍电影，也算对精神和艺术的一种敬慕。我的这个同学算一位“大师”，是中国由精神到物质转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先行者。
这以后，也见过她，脸上流着红光，连鞋面上也是油渍地开着饭店。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年前，她到深圳来找工作，一个上午就找到了。她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前几年听说你有了名声，在你们那群人中提起来也有人知道。不过，我告诉你，我这几年干得也不错。”她拿出一本“特二级”厨师的证书，展示给我看，表明她混出了眉目。她又拿出了一堆刻刀和模具，说她刻的“萝卜雕花”是出了名的，印在了菜谱上。“隔行如隔山，这些事你不懂，你们的那些事，我也不懂，这些事儿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一丝恶意，只是向老同学坦白她的时光没有虚度。但是，我却被她的角度震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如此坦率、明确地诋毁精神，这样混淆精神活动与工艺操作之间的界限;从来没有人不加遮掩地提醒我，所有的人，管你是摆弄什么，都没有多少区别。
我当然只是笑笑。她的话不是一篇论文，天大的错误下面，是一个自强不息人。
我内心却无可更改地认为，这世上最不惧怕贬低和无视的，就是思想。思想的价值，不可诋毁。思想没有外形，不比一只刺眼的灯泡，可以被看不惯者一脚蹬踏踩灭。这只是我的角度。
老同学的话并没有大错。以当今大众的公正角度，摆弄鱼肉菜蔬与摆弄纸笔文字，已经并无本质差异。人以技艺谋生于世。她是一个厨子，我是一个诗人，如此而已。
我将永远固守我的角度，我不再左右顾盼。当我在深圳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人们对我几乎是怜悯地说：稿费是特殊的多么。我说，不是。那你写这个干什么呢?我无言，我没可能说服人。
毛泽东说，坐地日行八万里。他仅仅讲了人的肉体被动的运行，而思想，不可揣摩度量。思维没有边际。思想的鸟，从来都高傲独行。它飞翔到永不匮乏的境界之中去，在那里，没有价值可以与之相匹敌。谁能说得出尼采写下“上帝已死”的年代，他一日之中每小时思维所飞跃的速度。
留恋思想在短时间内的轰动喝彩是可笑的，同样，幻想着使思想结伴而行和获得翩翩共舞者也十分荒谬。真正的思想是非公众的，它不谋求共识。一部电影要引人鼓掌，一首歌要有人传唱，思想，包括写诗，不是一种职业，它仅仅是个别人活着的方式，纯个人的方式。
去年，我那位同学在买了一大堆的电器后，高高兴兴离开深圳，准备回故乡去了。她说深圳是个好地方。她说现在就是死了，也满足了。这一辈子从来没饿着，临死，总算带着一副好“下水”。她一直钻到我的厨房里，揭锅掀碗地看。她怪我简直不会活着。
岁月潮流改变着人群。做厨师的同学奋斗在当代滚滚的人群里。而终是有人喜欢独自去“想”，领会“想”的轻灵与飘忽。
独行自走是一种好的体验。斯宾诺莎说过一句冷酷无情的话：“我希望那些怀有大众思想感情的读者，不要读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