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看起来够沉重了。其实，我是幻想让人们的精神轻灵地醒来。
那天，太阳极热，窗前涌进来的全是热浪。傍晚，在草坪上游荡乘凉的，多是小保姆和正在学步的孩子。
在自己的家里，我的阅读不停地被打断，手上的一页书看了又看，连贯不起内容。不断地有“广东气味”湿粘地萦绕，手上的书像是一块卤过的咸菜。我不知道什么能把我从这不亲切的境域里解救出来，于是想起一部美国片子里纷乱的哈瓦那和玛格丽特·杜拉笔下闷热无边的西贡。
在地球上，纬度接近北回归线的城市都在疾病之中，一律都潮湿、濡热，都有着穿梭不绝的人群，一切都汗淋淋的，永恒地燥热不安。
高产的漫画家蔡志忠说，他的创作期在冬天，而且要专程飞去东京，原因是东京要比台北冷十度。寒冷，才能思索;炎热，则头脑注定迟钝——已经不止一个人对我这么说。
站在雪地里，鼻子、耳朵全没了知觉，脚在消失，脸被风切割，全身如一柱生硬紧小的石头，那感觉原来是很值得怀念的。
几天前，我出门去，发觉街上的人更加多了，满目皆是汗如雨下的脸，人人用手抓紧了箱包，眼睛左右四顾，脚下步履匆匆。如果这是一块淘金之地，该有多少句口信儿，多少辆车马，多少条道路，靠什么样风暴般的慌乱，把人从四面八方集中在这里。十年前，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我的两个朋友在今天深圳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学摩托车，时间是下午三点至五点，当时感觉路面宽绰无阻，随你骑到哪里去。拿到今天来想，相当于在云雾里驱车。
人与建筑材料的剧增，关于财富的传闻，使一个城市变异惊人。这惊人的代价就肯定要马不停蹄，肯定要急风暴雨。所以，常常一出门，就出汗，就撞上塞车，撞上逆行骑车如流星者，撞上载泔水的，车后浮荡充盈，不仅目不暇接，手足不暇接，思维更不暇接。
而想，是需要冷峻与空间的。
在街上，行人几乎永远摩肩接踵，伫足者、行路者似乎都目的明确。行路者雄心勃勃，伫足者目光炯炯，都自信，都急促，都想一夜之间成为暴富者。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问过一个学计算机的研究生，当时他正在电子配套市场的柜台上给顾客装电脑，他说，终极?想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做库房，再不用高价租房，其它的暂时还不敢想。而如果他这一生仅仅需要一间库房，他老家的竹棚也能胜任。
一个刚从西安来的朋友约定了时间来玩，他的住处走路十分钟能够到，但是他晚来了两个小时。他忘了下车，被拉到终点站，到处高楼大厦的，好不容易才找回来。我们问他，怎么走了神?他嘟嘟囔囔地说，他在这里呆不了，太乱，太热，太燥。他说，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也许三、五年后，这朋友能够把这城市含纳下来，身上不再冒出那种西北人的苦汗，在水泥的森林间不再发懵，在这个日光和人群都高密集中的地方安居乐业。如果真有那一天，相信他的行为不再那么浑浑然，遇大钱大事，遇大风大浪，神色会如岩石镇定，举止将似流水清朗。但是，他在内心里是不是还能深藏着他自己独有的焦灼。
焦灼，对某一类人是一种习惯，手足一样离不开的习惯。
你走动着，繁忙着，为点滴的蝇头小利，或为了按捺不住的暴发。总之，你进入了一些相互不可拆解的环节与链条，夜以继日，可能终结一生。由于过于急促，你，和无数的人一起，把头脑闲置着。
一九六八年插队到北大荒的知青张，一次对我说，有一年的冬天，他在兵团的火炕上，偶然看见一碗臭墨和一支粗劣的毛笔，感觉到久别的亲切，随手拿起来，在烂木箱上写了八个字：傍徨无聊，无所适从。在他端详自己那仿写草书的时候，已经有人飞奔着去汇报，结果招致了长时间的批判。随后，这个十七岁的知青才真正开始彷徨无聊，无所适从了。被批判之后，农民和知青都尽量躲开他，他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时间。天空无垠，黑土无边。他常背靠土墙，望着落日，长久地进入冥想境界。后来，他的许多论文虽然不是形成于北大荒，恰恰是在北大荒的空旷辽远中，他养成了“思索”的习惯。
二十多年后，这个朋友对我说，人类中，应有死心塌地者，领悟这个最简明的道理——人对钱财的享用是有限的。人的腿脚、精力是有限的。人生短促可怜。人，该腾出些身子、脑子来，想一些离我们遥远一点的事情。不然，你就出汗，就匆忙，就看见死之将至。
纽约一个先锋音乐家，发觉人的语言中包含着某种旋律。这使他激动不已，耗时四年，他制作了一部以人物、语言、音乐、歌唱、电视视觉效果为一体的音乐剧。此剧在纽约只上演了一场，反映平平。他转而去了欧洲，竟连续演出七场不衰。他的合作者也是美国人，对此愤愤不平地说：我为美国感到羞耻!
我们这个城市当然不能类比纽约，然而在某些方面的慵散懒惰却超过了它。一种东方式的迷惑和逃避、对聚敛财产的着迷，使人们狂热地追逐着利益。九十年代的中国似乎是一个尖塔体，深圳接近峰巅，人人拥挤着，向它攀登。
“以文取官”与“文以载道”的年代过去了。许多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走到了世纪末的夹缝里，在南中国的深圳，站在直射北回归线的太阳之下，嵌在密不透风的方言与人流之中。他们应该看到，他们所独有的，只能是永不间断地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