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青赶到李世怀住的小院，李世怀见他进来便喊：“你来晚了，我们等急了，快来!”
没等黎青坐下，李世怀便讲：“成钧旅长交代的，今晚要紧急行军，赶到分界镇，在南门外面选个地方，布下一道埋伏网，吃掉从泰州增援海安的一个半旅敌人。”
海安是苏中地区的心脏，苏中二战二捷之后，国民党前线指挥官李默庵集中了五个旅，直扑海安，想把粟裕防守海安的主力一举歼灭。华中前线司令员粟裕，集中四、六两个纵队共十二个团，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血战。战争形势对我方很有利，遗憾的是粟裕手下的兵力不足，眼看着一个极好的出击机会从手边白白地溜掉了。不得已，粟裕把部队撤出海安，让敌人占了海安。随后，粟裕命令五旅赶到苏中前线来参战。
李默庵把海安一夺到手，便将手上的兵力部署开来。东到海滨的李堡，西到高邮的邵伯，拉成了一条线，布满了他的部队。在他正为自己打开的新局面自鸣得意时，却没有提防粟裕把手里的十二个团握成了一个拳头，挥师东进，把李堡国民党的一个旅消灭干净，取得了苏中三战三捷。待到海安的敌人大举增援李堡时，粟裕又指挥这十二个团在丁堰、林梓一带消灭了正在开进的一个旅的国民党军。于是，战报上又出现了苏中四战四捷的大红字。李默庵连吃两个败仗后，才发现自己中了粟裕以退为进，以攻为守，只求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以夺取或保守地方为主的奇谋巧计。他被粟裕牵着鼻子在广大的苏中原野里转了几个大圈，丢掉几个旅，头脑才慢慢清醒起来。
以不变应万变。粟裕命令前线部队，将海安包围起来。一连吃了四次败仗的海安守军，便惊呼求救，要求李默庵来支援。李默庵从泰州挤派一个半旅来支援海安，这支国民党部队赶到离海安三十来华里的地方便不敢前进了。海安的指挥官只好派一个旅出去接应，却没料到，他们正好钻进了粟裕布下的天罗地网里。粟裕在对海安的一个旅开火之前，便派五旅把敌人从泰州来增援的那路敌军迎头截住。粟裕要求五旅把敌人在分界地区堵截一天，不让与防守海安城的敌人会合，以便先把从海安出来的一个旅消灭，再来对付泰州来的一个半旅，达到逐个消灭的目的。
五旅在淮南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一得到这个任务，便个个摩拳擦掌，想痛痛快快地打个歼灭战，出口恶气。黎青听李世怀讲了粟裕的战斗部署，大家都兴奋不已。无意间，黎青发现殷绍礼面色惨白地躺在竹椅上，眼圈乌黑。黎青从心底轻叹了一口气，这次淮南作战，把这个老政委累垮了啊!这个跛着一条腿的老红军，患着肺病却不能休息。
5月间，部队从山东南下华中，千里行军，在淮南鏖战了一个月，最后把天长城丢了。部队在危险状态中撤过了淮河，殷绍礼又急又气，已经连着几次吐血了。他本来应该到后方去好好医治，可他是团里的心脏，大小事都得他拍板，所以他只好拖着病怏怏的身子，跋涉在烽火连天的征程上。
在黎青心中，殷绍礼既是他钦佩和尊敬的人，又是他最亲近和最同情的人。
殷绍礼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内战时期他多次在进攻战斗中担任敢死队队长，后来担任了排长。有次他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把枪栓上的抓子钩弄坏了。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这种行为就是破坏武器，被看成是反革命行为。游击队司令员高敬亭派人把他抓起来，要执行枪决。当时的红军谈不上什么司法审判，部队集合起来，司令员派人把人五花大绑送到队伍前面，先宣布他的罪行，然后就执行枪决。
按照这套程序，他们把殷绍礼拉出来时，殷绍礼就号啕大哭，大叫自己死得冤枉。这时，正好高敬亭走过来，便问执法队长邓少东：“殷绍礼是什么地方的人?”邓少东回答：“他是老苏区的人。”高敬亭说：“那里家家都有烈士啊!”邓少东说：“是呀，他的两个哥哥都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高敬亭听后便说：“算了，不要杀他了，让他到苦工队去吧。”苦工队就是抬担架、搬运笨重作战物资的劳改队。
殷绍礼在苦工队老老实实地劳动，盼望着有一天自己能将功赎罪，恢复战士的身份。一次，部队在行军中中了敌人的埋伏，殷绍礼从苦工队赤手空拳跑到前线，从战友手里要了两颗手榴弹，当几个敌人冲上来时，他把手榴弹扔了出去，不仅把敌人炸死了，还缴了两把枪，这样他又恢复了战士的身份。
可是，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他腿部负了重伤，腿骨被打断，部队只好把他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白军的清剿越来越厉害，殷绍礼在老百姓家里不能待了，便被送到山洞里藏起来，老百姓给他送饭送药。可是他在山洞里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国民党发现了，抓进了监狱。国民党监狱不给犯人治伤，殷绍礼的腿开始腐烂、生蛆，整条腿肿得明光发亮，痛得他肝胆俱裂。没法子，他只好向看守的敌兵哀求救命。那个看守听他的口音是自己的老乡，于是在下一次送饭时，偷偷地在盛满米饭的碗底下塞了一小包盐。有了这包盐，殷绍礼便每天把盐化开，从自己的破棉衣里抽出一块棉絮，用棉絮蘸着盐水来擦洗伤口。钻心的疼痛折磨得他直打哆嗦，可他紧咬嘴唇不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就这样擦洗了几十天后，伤口不再溃烂流脓，他的伤才一天天好起来。
卢沟桥事变后，内战停止，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殷绍礼从国民党的监狱中放了出来，在红军医院里治疗了几个月后，便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当时治疗不及时，他的一条腿便落下了残疾。
1938年5月，他拖着一条跛腿走上了抗日前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高潮，敌后民众抗日热情很高，青壮年纷纷自愿参军，部队迅速扩大起来。新的部队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红军战士许多人都担任了排长、连长。殷绍礼在这股发展大潮中，也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后来，他又被送到新四军二师办的干部学校深造。
1940年，他从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十五团当政治处主任。过了一年，上级就委派他当了十五团政治委员。最可笑的是，他虽然当了团政治委员，但在他的政治登记表上，还写着参加过反革命组织AB团，党籍也没有恢复。直到1942年，他在华中党校学习时，刘少奇、陈毅指示对参加内战的老红军凡是有此类问题的都进行逐个审查，逐个平反，恢复名誉和党籍。这样，他才从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中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当正式的平反结论材料寄到殷绍礼手中时，殷绍礼把平反结论材料让黎青看，“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八个大字映入了黎青的眼帘。当黎青抬头看殷绍礼时，却发现殷绍礼正背过身去，用手背抹去眼泪，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共产党决不会冤枉人的。”
殷绍礼的这句话，连同他本人的形象，在黎青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当黎青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时，殷绍礼的这句话给了他极大的抗争力量。
当李世怀把行军任务布置完毕后，回过头来问殷绍礼：“老殷，你还有什么话要讲?”殷绍礼吃力地从竹椅上站起来，挺挺胸脯，轻咳了两声，说：“布置埋伏圈的事情，团长都讲清楚了，大家照团长说的去做。我要提醒大家的只有一件事情，苏中是个水网地区，夜行军不好走，很困难，特别是骡马。有的桥太窄，不牢靠，牲口不能过，要另外找渡口过河。要把牲口背上的行李先卸到船上，让船把行李运过河，然后统一组织牲口涉水过河。要派位副营长或司令部的作战股股长去组织骡马物资过河。”
殷绍礼的话一讲完，会场上便响起了一阵赞叹声。他的话全说在要害上，因为我们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件事。
苏中地区到处都是沟沟洼洼，部队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夜，才不过走了五六十华里。从兴化到分界镇，从地图上看，不超过一拃长的路程，但是，部队却足足走了三个夜晚。第三个夜晚眼看就快到分界镇了，前面的部队却走不动了，因为碰上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河上没有桥，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河。三百来人的前卫营，过了大半夜还没有渡完，压在后面的团部和两个营的战士只好躺在路边的草地里休息，有的战士已经睡着，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黎青来到渡口，检查部队过河的情况。他向殷绍礼汇报，却发现殷绍礼脑袋靠在警卫员的肩膀上睡着了。黎青觉得夜里露水太重，夜气太凉，便脱下自己的风衣，蹑手蹑脚地走到殷绍礼身边，给他披上。当黎青转过身来准备悄悄离去时，突然闻到草丛里有一股腥味。他捏亮手电筒一看，草丛里有一小团鲜血。正在这时，他听到殷绍礼说：“你看见了吧，那是我吐的。”黎青赶紧用脚踩住那团血，说：“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口痰而已。”殷绍礼叹了一口气，说：“你骗我，那是血，不是痰，对吧!”黎青深情地望了望殷绍礼，挨着他的身子坐下，说：“老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这样拖下去，不行啊!”殷绍礼答道：“没有办法啊，要是你能接我的担子，我就到后方去治病了。”黎青回道：“我怎么能接你的担子呢?我怕没有那个能力。”殷绍礼叹了口气，紧紧握住黎青的手说道：“作战指挥上，你是嫩了点，要努力学习啊!”
黎青心里明白，殷绍礼跟他说的是交心话，希望他努力学习，加紧锻炼，增强自己的军事才干，有能力接他的担子。这时黎青痛恨自己，这几年对军事知识学习太少，指挥打仗的许多情况他都不会处理。想到这里，他暗暗下定决心，加紧锻炼，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能像殷绍礼那样，能挑重担的政治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