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做些什么啊!”女孩有些兴奋。
“也许，只有这样。”
—— 一个人的想象总和记忆有关，而记忆无法摆脱现实。
到土门岭的第一个下午就出了怪事。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和邮局的邮递员谈好借房子的事。说是借，实际上是租。邮递员接过钱，咧开他少了一颗门牙的嘴笑了。他一笑，我们的身边就有风。
“好怪的人。”望着邮递员的背影，同事说。
我不置可否。
同事放下背包，就迫不及待地拿上摄像机和支架走了——他看中土门岭还遗存的日式火车站。他要拍一组有关车站、火车以及行人的资料，作为他所谓的纪录片的开头。
“一起去?”他邀请我。
我笑了，摇一摇头。
他不再勉强，一个人走了。
四点二十分的时候，那个卖肉的女人来了。她径直走到屋内，回身把门关上。
我们没有更多的语言，互相打量了一会儿，就开始默默地脱衣服。后来，我们……完事了，我们依旧没有说话，她穿好衣服，打开门，走了。
我坐在黑暗里，一动也没动。
再后来，我的同事回来了，他很吃惊我的状态。不过，纪录片的乐趣很快就冲淡了他的吃惊，他打开机器，十分兴奋地对我说：“你猜怎么样?”
“怎样?”
“我拍到那个卖肉的女人了。”
“这有什么?”
“她说，她和你在一起。”
这倒是一件新闻。
我凑过去，看摄像机里的影像——那个卖肉的女人神情有点儿凄惶。
我的同事问：“分开了以后再相遇呢?”
她暧昧地说：“那，就做些什么啊!”
我注意看了画面右下角的拍摄时间——
四点二十分!
河 汉
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
——唐庚
一个感情思维发达的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她的某些行为究竟是浪漫的坚实还是宿命的浮躁呢?
关于这个问题，几乎从少年时期就纠缠着他，直到现在。
他是一个翻译家。
那一天，刚刚译完一段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他便去街边散步。他习惯地走上读书的时候就常走的一条小街，让自己几近空白的大脑得到片刻的休息。
这个时间大约要半个小时。
然后，封闭的思维的闸门便因潮水的涨落而轰然洞开。
“有人敲门。房门被急促地接连地敲了八九下，这段又短又急的恐怖的咚咚声，使科勒特扬先生收住了口。”
就是这样的感觉!
相关的记忆回到二十几年前，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即将开始。那时，翻译家还是一个不足十八岁的大孩子，每天沉浸在迎接大考的紧张的气氛中。虽然紧张，但他的情绪正常，除了有些疲惫，心理压力并不大。
他是这所学校少数几个高才生之一。
他的理想是北大。
而在所有的人看来，他的理想是绝对的现实，而并非梦幻。
也许，他太过于优秀，所以，一个美艳无比的女生爱上了他，并且在他的书桌膛里放了一封长达七页半的情书。最让人不可预料的是，他不是这封信的第一个读者，也不是最后一个读者，他如同这个事件中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几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完完全全地忽略了。
看到这封信的第一个人是他的同桌，一个淘气的男生，他像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一样，以诵读者的方式，把信的内容公诸于世了。少年翻译家惊呆了，他一把夺过同桌手中的信，狂风一般奔出门外。他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安全。他需要安全。他一边撕扯着少女的信，一边向家里奔去。
这是错误的开始。
少年翻译家的大脑出现了蜂窝一样的空白点。以往了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外语单词统统变成了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絮状物。
那封信的第二个读者是少年翻译家的父亲，他沿着儿子奔跑的路线逆向而行，竟能一片不落地把那些被气流吹乱的纸片捡拾回来，对接裱糊，然后，交给儿子学校的校长——他在表示一个对于儿子寄托着巨大希望的父亲的悲伤和愤怒。他觉得少女的行为毁了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