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错误的继续。
少年翻译家进入到一种冥冥的状态中，他几乎被莫名的疾病击倒，寒战、发热、惊悸，却能依照惯性做题、填写答案;他不能让自己的大脑保持清醒，又不能让自己的思维停止无序地运行。
大考前的一个雨夜，少女来他家里道歉。少年翻译家的父亲当然不会让她进门，而他的哥哥则和少女一样站在雨里，声嘶力竭地喊叫：“你杀了一个天才，你杀了一个天才!”少女似乎已经失聪，她只是直直地注视着黑暗的玻璃窗，倔强地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
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少女一直用沉默和哥哥的喊叫对峙。
错误结束了!
大考的这一天，少年翻译家坐在考场之中半个小时没有动笔答卷，在场的监考老师和所有的考生都为他的举止感到可笑，一个学习上如此低能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自取其辱呢?
谁又能料到，就在这一刻，一段正确的人生开始了。
仅仅半个小时，少年翻译家的大脑如同遭受电击一样，那些符号、单词、公式、句子被上帝的金手指全部点化，海啸袭来般在他的大脑里进行了奇妙无比的排列和组合，那些排列充满玄幻的色彩，甚至伴有天籁的歌吟，翼动着水晶的翅膀，闪烁着星子的明眸，让少年的灵魂世界得到了质的飞升……
“有人敲门。房门被急促地接连地敲了八九下，这段又短又急的恐怖的咚咚声，使科勒特扬先生收住了口。”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问 归
西窗一雨无人见，展尽芭蕉数尺心。
——汪藻
一推门进来，就觉得餐厅内的气氛有些异样。
没有人。
不，不是没有人，有一个人坐在靠窗的角落里。她很瘦，远远地看去，好像被墙给吸引住一般。她的台面上很简单，一瓶红酒，已经喝了大半;一盘水果沙拉，几乎没有动。
她是看着沙拉喝酒的吗?我心里想。
一定是的。
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也经常这个样子，要了一桌子菜，却一口也不动，好像这些菜是酒的仆人，主人不安分地动来动去，仆人只好守在一旁看着，主人不吩咐什么，仆人当然茫然到无所适从。
“可以坐吗?”
不知为什么，我一厢情愿地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道。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
这就是默许喽。
我大大方方地坐在她对面。
服务生十分周到地赶过来，手里拿着菜牌，恭恭敬敬地问我：“先生点点儿什么?”
“和女士一样吧。”我说。
“好的，请稍候。”服务生退下。
“一个人?”我问。
“一个人。”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好听。
她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严格意义上的同龄人。衣着干净、朴素、合体，应该是职业女性。
我的大脑开始活动。
“想什么呢?经常一个人出来吗?”
她突然问出了我想问的话。
“是。”我干脆地回答。
我是一家小出版社的编辑，每天都把自己埋在文字堆里，二十年的时间和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周而复始。一本书稿，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然后，又是一本书稿，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可能是一百、二百或者三百五百，甚至一千两千，但第一页永远是第一页。第一页是全套的活结，你把脖子探进去了，这个活结就越来越紧了，看到最后，你就会窒息。
“人工呼吸，这样可以缓解。”她很内行。
“自己?”
“当然自己，这种人工呼吸当然得自己做。”她说：“方法很多的，比如把脸放在水盆里，数数，我可以数到62;再比如，冲着天空大喊一声，当然，人多的时候只能在心里喊，免得别人把你当神经病。”
我被她的见解吸引了。
“真的奏效?”我喝了一杯酒，整整一杯。
她也喝了一杯，一点儿也未犹豫。
“奏效。”她放下杯子。
“可是，男人和你们女人总有不一样，比如我，我的人工呼吸就是喝酒，喝醉了，就什么都忘了，包括疲劳。”我说。
“总之，方法很多。”她把酒斟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