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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派军袭扰中原，兵锋逼近山西大同附近，此时的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没想到在交战中不敌瓦剌军队，全军被围困在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最后明朝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也成了敌人的俘虏。
关于“土木堡之变”的失利，包括《明实录》在内的很多史书及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其罪责主要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史书是如何给王振定罪的，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
胡乱指挥致使明军陷入困境;
撤退时为了展示威风擅自改变行军路线;
为了保护搜刮来的钱财，延误明英宗及明军入城时机，导致在土木堡被围。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王振真的可以算是大明朝的千古罪人了，他从头至尾一手导演了“土木堡之变”的悲剧。
可是，难道一次如此事关重大的军事行动就是一个太监可以操控的吗?明英宗在危难时刻会纵容一个宦官如此胡作非为吗?重温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以上关于王振的指控有很多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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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驾亲征是整个朝廷合议的结果，且决定权在于明英宗本人，绝非王振怂恿的结果。
当时的情况是，瓦剌部时常南下对明朝边境进行侵扰，而这一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也先的带领下，瓦剌军兵分数路迅速向南推进，前锋已抵达山西大同。
在明朝，大同作为扼守边关的战略要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丢失，会造成中原门户大开，后果不堪设想。
明英宗即位以来功绩平平，也想效仿宋真宗，通过御驾亲征的方式树立自己英勇的形象和历史地位。
在此情况下，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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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明军出征，指挥全军是非常专业的事情，王振不具备指挥全军的权力和能力。
此次出兵征讨瓦剌，由于明英宗亲自坐镇，自然全国上下是高度重视，这从兵力总数和出征阵容就能窥探一二。
明朝在短期内集结了20 万大军随皇帝出征，对外更是号称50万，随行的除了领兵大将还包括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等100 多名文武官员，可谓是阵容强大。
如此倾全国之力的重大军事行动，连同明英宗和众位大臣、将领在内超过20万人，一个太监即使权势再大，也不会从始至终掌握决策权的，就算王振通过影响明英宗下达某些不合时宜的指令，难道随行的其他大臣、将领会坐视不管吗?他们会纵容一个太监在大战来临前为所欲为吗?更何况明英宗可不是一叶障目的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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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王振为了显威风，使明英宗到他的家乡从而改变行军路线，这简直更是无稽之谈。
史书记载，在察觉危险并决定退兵时，王振为了能途经自己的家乡蔚州，让明英宗驾幸他的府第，从而在家乡父老面前展示自己的威风，不惜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他先是取道紫荆关，在走了一段路程后，忽然想到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踩踏他家乡的田园，于是又改变主意往东绕行，造成了后来被瓦剌军追上而被围的结果。
这种说法简直是漏洞百出。
当时的季节是深秋，不可能有庄稼被踩踏的风险。
王振能成为明英宗身边值得信任的太监，自然会体察揣摩皇帝的心思，博得皇帝的欢心。而在战事不利全军撤退的时机，还想着回老家炫耀自己，可想而知，这种想法要是被明英宗知道了他会是什么下场。以王振的权谋，他是万万不会在这个时间提出这种要求的，否则他也不会做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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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为了贪财延误入城时机，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史书记载，明军在派出多支部队断后，来抵御瓦剌军追击的情况下，终于退到了离怀来城不远的土木堡。此地距离怀来城仅20余里，只要能快速进城并据城坚守，相信不会造成全军覆没的结局。但是，此时王振的一个决定却使得明军未能及时入城，原来王振的1000余辆辎重军车迟迟未能到达，由于害怕自己搜刮来的财物受损失，便不顾明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最终酿成了苦果。
这段记述就显得更为荒诞和脱离实际了。
既然是出兵打仗，王振携带那么多金银财宝干什么，难道战场比大后方还要安全?
有的人会说，这些都是沿途搜刮来的，可是要知道，大部队行军的目的地是山西大同，沿途尽是大漠风沙，王振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搜刮到装满1000多辆车的金银财宝的?
“土木堡之变”的罪责，不应该全部推到王振一个人身上，这个“锅”不应该由他一个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