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青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看，张爱玲写得多么老道，一点也看不出幼稚和青涩。她平平静静地叙述着一个事不关己的故事，小心翼翼地告诉你爱就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遇见合适的那个人，而那一刻不会随岁月流逝，而是愈发清晰。当时间已老，沧桑的人仍旧记得那声轻轻的问话。
不用说，她是爱他的，只是后知后觉;不用说，她是爱他的，只是要经历过那许多风波才能体会;不用说，她是爱他的，只是这爱更适合怀念。
这小小的故事简直就像爱的利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玄机。
有人由此写下这首小诗：“在后门，是桃花掩去了春风/朝朝暮暮/她扫了三百六十日的落花/却没有拾到一瓣/缘分/张爱玲，原来你也在这里吗?/萍与水本来是无所谓缘分的/只是偶然盛了同一种月色”。
哦，与孤独作战的张爱玲，你小小的年纪就盛满了爱，在那遥远的春天的晚上，你的笔不动声色地出发了，你用那千娇百媚的文字深情地告诉人们——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缘分;
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不幸;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无奈;
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残忍。
三、流水有意，落红无情
很显然，张爱玲在错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这个人就是胡兰成。
花花公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和平运动时期《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流亡日本。此乃台北新版之胡兰成《今生今世》的作者简介。不知怎的，读胡兰成，总是让我联想到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量。真是天不佑才啊，好好的张爱玲怎么可以遇到这样两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作为自己的父亲，张爱玲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作为自己的丈夫，张爱玲却看走了眼。而这一看眼，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
若干年前，台湾作家三毛曾以张、胡之恋为本改编成电影《滚滚红尘》，并获得金马大奖，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那时，张爱玲还活着，胡兰成也活着。但处于风口浪尖的当事人居然都选择了沉默。
也许，他们都不想在结痂的伤口再撒一把盐?
写张爱玲绕不了胡兰成这一关。
有学者认为，胡兰成的名字最容易让人想到“异质”、“另类”、“不羁”一类的字眼。无论从叙述文体、文本风格、言事理路到资源底蕴，胡兰成都是很难被归类的。把他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里，他非儒、非道、非佛，又亦儒、亦道、亦佛;把他放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里，他是既不“启蒙”也不“救亡”、既不“乡土”也不“现代”、既不“学院”也不“通俗”的。至于在政治上把他一股脑儿归入“汉奸文人”倒是轻省简单，但那等于什么都没说。
而在文化灵性、辞章造诣上，张爱玲始终是胡兰成心目中的制高标杆。他在逃亡中一边写《山河岁月》，一边为了别的女人跟张爱玲闹离婚，心里想的还是“我想可以和爱玲比一比了”，“我觉得我可以超过爱玲了”。但细读他的“力作”《今生今世》，平心而论，胡兰成虽经营用心，时见精警论见，文辞清简而句法奇崛，但其叙述招数、阅人视界及其“文字体温”，则差张爱玲远矣。
张爱玲与胡兰成决绝后从不愿在人前提起他。关于他们曾经有过的故事，她也表示这是“私家重地，请勿践踏”。当胡兰成在书中一再写到她时，她认为这是利用她的名字搞推销对其有才无品的人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深深地表示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