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韵比我有魄力，她说，下岗就下岗，干脆咱俩一起出去打工。她说那话的时候，曾经的“姐姐范儿”又彰显了，我挺感动的，因为她工作得好好的，下岗的只是我而已。她做事和说话一样干脆，话没说几天，我俩便把孩子留下，一起去了上海。秦韵学会计的，很快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我沾她光，也被那家公司留下来，干些杂活儿。
渐渐地，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可能是好得过头了吧，坏事接踵而至。秦韵在工地，被从吊车上落下的安全帽砸中。经过抢救，秦韵的命救了回来，但人却瘫痪了。我陪着她在上海的医院住了大半年后，公司给了我们一笔钱，说是补偿费和遣散费。我拿着那笔钱，带着再也无法站立的秦韵回了老家，住进了县医院。在县医院没住多久，她就嚷嚷着要出院。她是做会计的，身子动不了，可脑子精明着呢，她悄悄告诉我说，总这样在医院里耗着，做吃山空，不如咱们雇个护工，回家。我听她的，通过一番观察，发现在病房里一个打扫卫生的护工年轻、健壮、干活麻利，人也随和。秦韵示意我把那护工叫到她床头，我照办了。秦韵出院的当天晚上，那护工就找上门，成了秦韵的私人护工。我很佩服秦韵，她善于和人沟通，做事效率高，我不行，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就像当年，我在皖南读书时谈了个女朋友，可回老家，大人们做主让我和秦韵订婚时，我虽然不乐意，可也没有做出抗拒。说起来我这人特不男人，女朋友从皖南找过来，我居然躲着不敢见她，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我订婚这件事。一天后我看见BP机上她发的留言，说乘第二天的早班车离开，希望我能去送行。第二天一早，我偷偷到车站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藏着，看见她从人力三轮车上下来，在车站门口左顾右盼了好一会儿，才黯然地步入了候车厅。我一直躲在那里等她乘的那辆车出站才离开。失恋的痛苦，心痛的滋味，都曾有过，但很快也便成了过去。
路灯亮了，蚊虫朝我发出了进攻，我朝有些发痒的胳膊上一拍，一只蚊子便横尸于我肘弯的那摊“血泊”。我怕血，哪怕是蚊子吸的那一点儿，被我拍出来，我见了也发怵。我抖掉蚊子的尸体，用手背蹭掉了那摊血，起身往家的方向走去。
当初，皖南的姑娘就是沿着这条又窄又破的路离开小城的;后来，我和秦韵又沿着这条路离开再归来。如今，我再一次回归，走得已不再是这条路了。小城通了高铁，这条路不再是小城通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这条曾经的窄道被拓宽、绿化、亮化，看起来和都市里的道路没什么不同了。可我走在这条光明的大道上，内心却无比痛楚。因为，我丢失的那段记忆正缓缓地洇过来。
那也是五月底，窗外的合欢花开了，秦韵让李丽群替她把枕头垫高，她要看合欢花。早晨，李丽群看见我对着镜子喷香水，问我干吗去，我没作声。临走前我去敲了敲乐乐的门，让她不要起太晚，那天是周末，乐乐总爱在周末睡懒觉。出门时，我听到李丽群正大着嗓门吼秦韵，至于吼什么，我急着出门，没在意听。
我的记忆就卡在了那里。
如果没有和警察的对话，我都忘了，那天，居然是我报的案。
我出去没多久，李丽群的电话打来了，她问我在哪儿，我说了声有事，就挂了。紧接着，电话又响起，我没有接，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快到中午时，我才看手机。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彩信，是乐乐发来的，我打开一看，鞋子都没穿好就往外跑。当我腿脚发软地打开家门，我傻了。
乐乐倒在血泊里，一把西瓜刀的刀柄还插在她身上。
可能我是在晕倒之前拨打了110。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了自己是如何报的警。
警察来了之后，救护车也来了，救护车只带走了我，乐乐和里屋的秦韵都已经被诊断死亡，没有抢救的意义了。我没有看秦韵最后一眼，但警察还是残忍地将发生的那一切告知了我。
直到今天，派出所的这两位警官还说，那是一桩令人难忘的血案。犯罪嫌疑人居然那么丧心病狂，不仅拿水果刀把十多岁小女孩的身上捅得像马蜂窝。更可怖的是，那双手……
什么手?我问。得到答案后，我痛苦得浑身发抖，让警察以为我是不是毒瘾犯了。也许我看上去就像一个瘾君子，身高178厘米的我，这些年，体重从未超过120斤。常年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我的脸色苍白，神情恍惚，警察问我的很多事，我真的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