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碧打来电话，只说“他解脱了”，我就知道，徐宇新被一双无形的手牵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五十八岁走完了他的一生。
徐宇新是文碧的前夫，我娘家邻居徐长凯的儿子。可以说，我们是互相看着长大的。
文碧是我的闺蜜、同学。初中毕业她便考上了中师，三年后分到我们母校做了矿子弟小学教师。而我初三补习两年连个技校都没考上，只有在十八岁的时候最后一批还可以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允许下抓紧顶替母亲参加了工作，到机电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从此，她是干部在册，而我就只是最普通的工人罢了。
徐宇新比我大两岁，省煤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我们矿掘进队当了一名技术员。他父母对这个幺儿特别疼爱，自然舍不得让他在井下摸爬滚打，于是利用老资格，还有他哥哥姐姐齐上阵，发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调离煤矿到了同是矿务局的煤机厂工作。还是技术员，就是离家稍微远了点。在那个交通不很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不定期地骑近二十公里自行车回家。
一次我下班回家走到筒子楼口，一阵自行车铃声从身后传来，我往旁边让了让，见是徐宇新，便打招呼：“宇新哥哥回来了?”“嗯”，他头都没扭地从我身边驶过。我没计较他的傲慢，还被他潇洒、飘逸的姿势和随风飘过的淡淡烟草味道迷住了。从此，我回家的时候总是盼望能见到他，然后希望他能多看我一眼。也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照镜子，喜欢打扮了。
一次文碧来我家。我们像往常一样，聊电影和明星，聊时髦和穿着，突然她话锋一转，问我：“你家隔壁的徐宇新多久回来一次?”“这个，好像不一定。”
单纯的我没有多想。直到有一天，我去文碧家找她玩，半路遇到她妈妈告诉我她吃完饭就去找我了，似乎才明白点什么。
“你觉得他长得帅吗?”爱恋着的女人总是忍不住要提心中的人。
“还行。你问这个干嘛?”看着她霎时红了的脸，“哦，你喜欢上他了，对不?”
之后，文碧来我家更勤了，因为到我家要路过宇新家。与此同时我发现宇新也比平时回家次数更多。我再不去文碧家找她，怕不小心泄露她的秘密。因为她总是打着找我的借口到他家，其实每次来都不是到我家。他俩已经有意思，我只有把刚刚悄悄萌生的爱意给扼杀掉。我知道，他俩都是中专毕业的“干部”，从学历到外表都很般配。而我只是一个顶替母亲工作的普通工人，一个相貌和智慧都比不上文碧的“丑小鸭”
热恋中的文碧告诉我，有一次到我家，遇到刚巧骑自行车回来的宇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并对着她吹了一声口哨，她便被他那双大眼睛给痴迷住了。最主要的是在我这里了解到他家庭条件很好，父母和五个哥姐都有工作，才下决心和他交往。
文碧在说服父母后奉子成婚，婚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可乐坏了徐家上下，仅喜钱就收到不少。儿子起名“徐爱文”，可见他们有多相爱。
一九八七年，我们矿在单位家属区盖单元房，据说是家家有水龙头有卫生间的那种套房。只有一定“资格”的本单位干部职工才有可能得到。谁都明白，就那么十几套房子，除了几个处级和部分科级干部，其他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可是八八年初楼房盖好后没多久文碧却住进了一套，而且还不用掏钱，比我们单位处级干部象征性地掏了点钱还处级干部。
整个矿都震惊了，有如此待遇?怎么回事?矿长出来解释：这是上级政工部门分配给矿上的政治任务。因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湾当局决定和大陆开放“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台湾同胞可以赴大陆探亲，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而徐宇新的父亲徐长凯曾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批学生，他的两个台湾同学要来这里看望他，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层层领导强调要做最好的接待。“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为抓紧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出一份力”，矿长强调。为了让台湾来的同学住好、吃好，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组织决定不仅免费分配一套单元房给徐家，还补贴部分现金。而徐家两个黄埔同学住了一阵子走后，这套房子自然就归幺儿徐宇新所有。其他哥姐成婚早，都有单位分配的房子。虽是老房子，小家却也布置的蛮舒适的。只有成家不久的徐宇新和父母住在六十年代建井时候盖的红砖筒子楼里。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文碧就理所当然地享受了。据说，台湾同胞还给他家留了一些美金。两头受益，这引来了矿职工家属不少羡慕的眼光，特别是我们同龄的人。更让我羡慕的，是黄埔同学走后，他家女性的手上都有了一枚金灿灿的戒指。要知道，八十年代有一枚金戒指是多么的稀罕呀。文碧的日子简直过到了天堂。筒子楼的妇女们都夸她有福气。
当文碧带着晃眼的金戒指在我眼前捋着大波浪的头发时，我有点后悔，近水楼台的月亮，怎么就没让我把握住，轻易就把福气转让了，一点都没有去争取一下。转念一想，其实宇新压根就没看上我。
羡慕也罢，后悔也罢，我的日子还得踏踏实实地过。
文碧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带着茶色的蛤蟆眼睛埋怨我“土包子”，只会每天都穿着油渍麻濑的工作服上下班。我也试着用她送我的口红涂了嘴唇，可是不习惯，总是不自觉地就用手背蹭掉。
我们单位是国有煤矿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经营，一九九九年宣告破产。短时间内要重组，期间可以选择买断或留下。
选择去与留对我来说是人生大事，和家人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性格和学历不适合出去闯荡，还是留在原单位等待重组。问及文碧，她说自己“必须买断。当了十几年的教师，每天和那些小毛孩打交道已经够够的了。”“听说学校要归事业单位。”“无所谓，反正我和宇新商量了，我们买断以后到福建下海经商。那里离台湾近，说不定还能得到他爸爸黄埔同学的帮助呢。你没听说，台湾是亚洲四小龙，可发达呢。”“你儿子呢?”“他爷爷奶奶带呀。还有他姑姑和伯伯呢。等我们有了大把收入，在那边买了房子和车子再把他接过去。”从她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幻想成为了现实。那年，她儿子十二岁，学习成绩非常好。
文碧走后大概第二年，一次我回娘家，徐母说她让我给她打电话过去。就在徐母家，我按照电视柜上贴着的一张纸条上号码用座机拨过去和她通了半个小时电话。她向我介绍了她去这一年来的行动轨迹以及今后的打算。虽然有点苦，压力有点大，但也还是有点收获的。我说：“那就好。出去总之是见世面多。”再后来两年就没了联系。徐母说她曾向我问好。我问及她现状的时候徐母表情有点凝重。我预感到情况不大好，但又不好多问。就在这时徐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文碧不得不回来，才了解事情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