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2年初夏，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获悉上海出现不少“赤色书”，就命令侦缉队严查，但忙了多时毫无结果，他气得拍桌子、摔杯子。原来，他企图追踪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因接连碰壁而恼羞成怒。该社曾是隐藏在石库门里的一个秘密，其中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中共一大后，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急需创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编辑《新青年》月刊，对出版工作比较熟悉，他根据党的工作要求，毅然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
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李达的寓所。辅德里分布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四排五十余幢石库门房屋，均为青砖清水外墙，鱼鳞状的黛瓦，石料制成的门框，乌黑厚实的木门。石库门房屋有前后门，弄堂有多个进出口，是普通市民的聚居地，非常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这天中午，王会悟炒了两盘蔬菜，和丈夫李达一起用餐，见他似有心事，就问：“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李达想了想，对妻子说：“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机构，可一时还找不到理想的场所，我拟把它设于家中，你看如何?”
王会悟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积极配合丈夫的革命工作，还曾参与筹备中共一大。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完全赞成。这里门户都相类，即使哪天有密探尾随至弄口，也根本看不清被跟踪者到底进了哪个门。”
接着，夫妻俩通过可靠的朋友帮忙，很快悄然以低价采购到了一批必备的出版用物资。在雇黄包车将东西往辅德里运送时，王会悟对丈夫说：“你随黄包车走，我隔一段距离跟着。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我来打岔，设法阻拦一下。”
李达觉得妻子想得挺周到，就挤坐于黄包车上，让车夫出发。
在路上，王会悟一直警惕地注视四周，慢慢行走。
由于伪装得好，黄包车上的东西未遭四处游荡的密探怀疑，顺利抵达辅德里625号。两人鉴于家里只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并不宽敞，遂将底层楼梯间和灶间也加以利用。
1921年9月1日，在沪印行的《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这宣告了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通常称为“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使用“出版社”名称这是头一回。在客厅内，王会悟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月刊，一边看一边对李达笑道：“‘人民出版社’是个崭新的名称，人们会产生兴趣的!”
李达说：“名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出版物的质量。仲甫(陈独秀)将返沪，我们会认真商议。”
二
很快，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专心主持党的工作。他下火车后，拎着一只旧皮箱出站，叫了黄包车径直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陈独秀于1920年春入住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于此。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红漆窗沿很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那时，他把楼上厢房作为卧室，也是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同年底，他应邀赴粤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编辑部由陈望道负责。此刻，他重返老渔阳里，注视着那装饰花卉浮雕的红砖门楣，心情不禁有些激动，稍休息一下，就决定尽快举行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
翌日下午，李达、张国焘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先简单谈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再听中共中央局两位成员报告工作情况。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在详细介绍人民出版社的筹备进程后，坚定地表示：“虽缺资金和人力，但一定要克服困难，让这个出版机构运转起来!”
“我相信，人民出版社一定能办好。”陈独秀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方面，我将请党内有外语水平的同志全力支持。”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是在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讨论过的。
李达经听取党内同志意见，迅速拟定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准备逐步推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别的读物九种。
三
不久，陈独秀走进梧桐树枝叶掩映的辅德里弄口。他站在李达寓所门前，打量着石库门两边壁柱顶端点缀的西式砖雕，以及门额上清晰的“腾蛟起凤”四字，若有所思。当他轻扣金属门环，立即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王会悟开门后，微笑着说：“仲甫先生来啦，快请进。”她又探视一下弄堂，确定无异常动静，才转回身进去。
在客厅内，陈独秀看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感到很满意：“这已超出中央局通告的要求。短时间内，就拟定‘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真是不容易。”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自然应尽力多出。”李达扶了一下眼镜，“我征询过一些党内同志的意见，也可讲这是集体的智慧。”
“主要是你辛苦了。”陈独秀语重心长地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接下来要努力落实。眼下，几位党内同志已表示能支持人民出版社的工作。”
李达高兴地接话：“李汉俊、沈泽民等已联系过我了。”
“你家石库门上的‘腾蛟起凤’是一句成语，出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深有寓意。”陈独秀想起刚才端详的门额就感慨道，“它可用来形容人才众多，各显其能。这正是我们组织的生动写照啊!”
几个月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书籍。那些一时来不及运送的书籍，只能暂存于辅德里625号。因无隐蔽的临时库房，王会悟就想出一个办法，将其藏在灶间里，用柴草遮盖起来。
四
这天黄昏时分，因有要事相商，李达又来到老渔阳里2号。
一见面，陈独秀就先兴奋地告知：“最近，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仅用了数月时间，我们的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十二种，而且是各印三千册。莫斯科的同志认为，这种工作效率和发行数量，是值得惊叹的。”
绚丽的晚霞，从窗口洒进来，圆桌上放着的一册人民出版社的新书似被抹上了淡淡的金色。两人坐在桌旁，推心置腹地交谈，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李达看了下怀表，说：“哟，我得回家了。”
陈独秀把他按住：“不能走，用了晚餐再回去。今天正好收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稿费，我来请客。我们去环龙路那新开的小馆子，里面的菜肉大馄饨和生煎馒头蛮好的。”
李达回到家，就继续在亭子间里忙碌，直至东方露出鱼肚白，才放下正在编校的书稿。
在李达主持下，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重印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等，编成《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四种小册子，并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有一次，外地党组织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抵沪，见到李达便说：“人民出版社的书籍只要一到，我们就马上分送给基层同志和进步青年，大家评价挺高。他们觉得这个出版机构虽条件困难、环境险恶，但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李达握着对方的手：“我想听听比较具体的意见。”
“在举行组织生活会时，大家认为：人民出版社一是善于进行编辑策划，书籍内容丰富;二是非常重视编译质量，在出版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力求译文准确;三是积极打通发行渠道，既依托各地党组织，又凭借进步书店，使出版物安全送达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那位同志想了想说，“至于意见嘛，那只有一个，为了满足需要，希望人民出版社的好书多加印!”
1922年7月，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客厅成为中共二大会址之一，王会悟参与警卫工作。李达深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他决心加倍努力，使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五
当年，人民出版社的书籍在出版和运送过程中，难免会让敌人有所察觉。这天午后，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几次接到了密报，正在办公室里心烦地踱来踱去，见侦缉队队长刘麻子奉命急匆匆赶来，就大声质问：“赤色书不断出现，你到底查得怎样?”
刘麻子有点儿哆嗦地回答：“弟兄们都已尽力，但实在查不下去。”
“查不下去?”徐国梁按捺不住震怒吼道，“你们侦缉队有百余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刘麻子递上一本《共产党礼拜六》，哭丧着脸说：“您看，这是广州出版的。那可是孙中山的地盘，别说侦缉队了，连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也都束手无策呀!”
徐国梁掴了刘麻子几记耳光：“没有用的蠢货，你必须想出办法，堵住赤色书的源头，否则撤了你!滚，快给老子继续查!”
刘麻子灰溜溜地出门，摸了摸火辣辣的脸，自言自语道：“有本事，就少跑跑舞厅，自己去查!妈的，不干了，我去跟同乡黑五合伙做鸦片生意，免得再受这家伙的窝囊气。”
原来，李达为了防备密探追查，考虑到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就在所有书籍的封面都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而，他晚年曾回忆：“‘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由于李达夫妇始终非常小心谨慎，加上用“广州”作掩护，淞沪警察厅和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根本查不到人民出版社社址，也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封，只能干瞪眼。
1922年初冬，李达安排好人民出版社事宜，接受毛泽东邀请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完成使命，并入由上海迁往广州的新青年社。这个红色出版机构独立存在时间虽不算太长，但推出各种书籍近二十种，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我国近代革命出版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如今，在上海延安中路、老成都北路口的绿地，矗立着两排东西走向的经典老式石库门建筑，观音兜式山墙，巴洛克风格雕花门楣，构成一条完整的老弄堂。这里就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是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徜徉于此，回眸昔日石库门里的秘密，近代风云仿佛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