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只听宋大刚又从“恶到爆”讲起当年在黑石头村和李博走夜路拉粪的事，正是“恶到爆”让他想起那个倒霉的晚上。胡晓南立刻揭发说，是啊，几百斤的粪桶，你说不推就不推了，躺在地上破口大骂，人家李博劝了你一个多小时，人家比你还小两岁呢。宋大刚说敢情你没去推啊，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实在是——恶到爆了!
程秀蕊知道那个晚上。
那年宋大刚和李博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李博十五岁，宋大刚十七。他们和胡晓南同在黑石头村的第八生产队，程秀蕊的爹就是八队的队长。村里为他们安排的房子在程家隔壁，一个只有两间干打垒小屋的院子。王芳芳分在六队，因为是女生，就选择住进一家农户。黑石头村是这一带平原的穷村，没有黑石头，有沙土地，产棉花。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是一毛二分钱。虽是穷，这三个城里来的学生却没有特别的沮丧，他们白天上工，晚上回来就着柴油灯读书写字。每当王芳芳过来串门的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唱歌，胡晓南有一只总是装在绿丝绒套子里的口琴。年龄最小的李博喜欢打乒乓球，每天不管多累他也要站在院里对着土墙打上一阵儿。常常在这时，隔壁的程家，程秀蕊的娘，一个头发蓬乱、颧骨红红的小个子妇女就会隔着墙头叹一声：唉，这些城里的学生啊，可怜不待见的!
黑石头村的农民一向把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称作学生，暗含着某种敬意甚至是歉意。程秀蕊早就发现了这点。那时她才是真正的学生，她在五里地之外的镇上读高中。但是村里没有人叫她学生，“学生”说到底是叫给城市来的孩子的。黑石头村的人自觉地用这个称谓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开了，这样的分开，程秀蕊竟也认可。有时她会站在本来就不高的墙头看看邻家院子，她见过读了半夜书的他们，是怎样在早晨脸也不洗就抄起小锄或者铁锨奔出门去上工。他们的鼻孔被冒烟的柴油灯熏得乌黑，眼珠子却是通红，地狱里出来的小鬼似的。他们衣衫褴褛，但他们使她受到吸引。她要娘有闲时帮他们缝补磨破的衣服，当她被派去送还那些衣服时，就自然地和他们认识了。程秀蕊一直觉得，那是她生活中最愉快的日子。她从他们那里借来不便公开的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她一边听着他们热烈的议论，一边怀着陌生的狂喜似懂非懂地“吞咽”着这些大书。年岁最小的李博，兴趣在另一类书上，他读《资本论》，并渴望读到《列宁全集》。为此他还托过程秀蕊，问她镇中学能不能借得到。程秀蕊对李博的阅读没有兴趣，她望着这个瘦弱而又羞涩的学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把乒乓球和《资本论》看成生活中那么要紧的事。
有一天李博的乒乓球从墙那边飞过来落进程家院子，他紧跟着就跑过来四处找球。正在院里给一棵小石榴树浇水的程秀蕊见他急成那样，就帮着他一起找。他们发现乒乓球落进了猪圈，躺在泥沼一般的猪粪上，几乎要被圈里那只瘦弱的黑猪践踏。只见李博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手疾眼快地抢出了他的乒乓球。后来程秀蕊知道了，虽然一个乒乓球不过几分钱，但李博身上常常是一分钱也没有。她手持一只海碗大的葫芦水瓢舀来清水，让李博脱下粘满猪粪的球鞋，她要给他刷鞋。当他蹲下脱鞋时她就站在他的背后，一眼就看见他头顶上有三个圆圆的“旋儿”。她想起娘常说的“一个旋儿横，俩旋儿拧，仨旋儿打架不要命”。她不相信李博是打架不要命的人，可她又暗想，这个蹲在地上的少年身上，分明有一股子谁都没有发现的力量——那时她脑子里还没有爆发力这个词。她舀来清水，替他冲洗干净被他紧紧攥住的乒乓球。望着他手中那个重新白净的小球，她说为什么你不和胡晓南、宋大刚一块儿打球呢?他说他们不喜欢打乒乓球，他越是喜欢，他们就越是不喜欢。他这番话把她逗笑了，就又问，那你一个人和这土墙没完没了地打球可为了个什么呢?他说也不为什么，可以练发球吧，比如旋转发球。而且，不间断地练习，也能培养自己的球感。程秀蕊不知道“球感”意味着什么，但很为这个词兴奋。她记得当时还问过他，干了一天活儿还打球也不嫌累得慌?他说干活儿是干活儿，打球是打球，打球是体育运动。她说干活儿不就是锻炼嘛，还用得着专门运动?他说“嗯”。她记住了这声再简短不过的“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