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1之事，欲尽芟去2，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
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3，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
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恻怛4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5、子般卒6，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7”、“及齐狩8”、“跻僖公9”、“作丘甲10”、“用田赋11”、“丹桓宫楹12”、“刻桓宫桷13”，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
公羊之说“灭纪”、“灭项”14，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
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15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1过差不经：过失差错，不合常法。
2欲尽芟去：芟(shan)，去除。
3制作之事：制作，创作。
4恻怛：哀痛。
5 “灭纪”、“灭项”：项国、纪国灭亡。
6侵官：超越权限而侵犯其它官员的职权。
苏洵在这一篇文中所说的礼书，是指他在宋仁宗嘉佑六年与姚辟一起修的《太常因革礼》。这篇文章主要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论将先前那些议论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合史书体例。但合不合体例，皇帝并不关心，只有“敕意”是不许违背的。所以文章借敕意引论，作四步论证：敕意曰“纂集故事”而非“制作典礼”;则《礼书》为史书;“遇事而记”，“不择善恶”“是史之体”;议者之说不合史体，是错误的。而接下来而产说一定要去除一些不好的方面。如此则“过差不经”之事定然不少。摆出论据，作为论辩的前提。“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一句反问，导入二难推理：“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要“有所去”，只有两种可能：或尽去之，使所记之礼残缺不全，失去修书的意义;或有所去有所不去，使其书自相矛盾无法统一。如此二弊，“去”则必蹈其一，犯下历史错误。最后是说明要是不直接指明这些情况并改正的话，那将带来更大的错误。“不过”，“而已”，活脱脱一种轻蔑口气，使人感到“议者之意”的浅薄和无价值。议者所持之论，不外乎“《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之类，作者便就《春秋》的讳与不讳深入分析。接着，文章转回话题，以《春秋》之讳与不讳者为参照，发出一段议论。这段深刻之论，揭示出“益”与“损”的辩证关系，是一篇中最要害处，无异于对论敌的致命一击。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洵之所以编写《太常因革礼》的原因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