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1，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于岁杪2，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3，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4，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佑、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佑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5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佑、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6，而讲求其故7，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8。使天下之入，如皇佑、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9，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10，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11，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12。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13，诚至恻怛，格于上下14。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15，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
1制国用：安排国家的用度。
2必于岁杪：一年的税赋收入。
3用数之仂：
4生齿既庶：人口已经很多。
5郊费：郊祀的费用。
6按寻载籍：查账簿。
7讲求其故：找到原因。
8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可以去除的就去除，可以减少就减少。
9驯致不已：如此下去。
10冲静质约：天性恬淡俭约。
11乘舆器服，尚方所造：乘的车子，穿的衣服。
12掖廷之间，位号多阙：宫嫔人数并不多。
13更张庶事之意：改变百姓的贫困状况。
14格于上下：可通天地。
15不自揆：不自量力。
曾巩这一篇文章是他上书给神宗皇帝的一篇奏章，一般奏章不是成为表，或者是不称为状，那么就是被称为札子，而曾巩这篇文章就是被称为札子。我们知道在古代，官员们做官，经常会给皇帝上书报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的一些事情，或者皇帝下诏令，要问什么事情，官员们都得通过上书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传达讯息或者是表达意见，甚至是平民老百姓特别是当时的布衣读书人，都可以通过上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多么地难得和重要。因为一方面君王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直接了解到民间疾苦和百姓的需要，另一方面百姓和底层读书人也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至少有了一种参与国家大事的政治意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第一它是和平的方式，不是通过暴力，也不是通过示威游行，更不是通过打扎抢烧，这就很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百姓的生活，第二它是理智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很清晰地在文章中有条理有层次将自己的意见、看法都写出来，第三它是双向的，百姓和官员们上书，一般都会得到皇帝的批语的，这样就能双方沟通，随时了解，这显示是一种非常好的政治运行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曾巩先言上古时代，以三十年为单位，全盘安排国家财政。要让国家有九年的积蓄。按，传说夏禹曾遭受九年水灾，商汤曾遭七年旱灾。所以作者说：“使有九年之蓄”，以备荒年。以此引出“量入而为出”的必要性、“先王养财之意”，以讽谏宋神宗效法先王“养财”。言古是为了讽今，作者在“财用有余”的形势下，居安思危，提出了宋朝用财的弊端，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