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六年(1917)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长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6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北京大学宣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10年做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入，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辜鸿铭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难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地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是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间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地断续地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是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在骂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地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丁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许守白许守白(许之衡)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便是第一任的戏曲教授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瞿安教了几年，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南京大学，推荐了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正是反对，对人是异常的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到发现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是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看不见，还要重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馀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看见过辜鸿铭那个样子，可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什么特别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北伐成功以 后，女子大学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会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地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地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种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集《仿徨》里边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堂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松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地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许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还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孟心史孟君名森，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3集，收集零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书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
“凡汲引人才，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异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二十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11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1月14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3月13日开追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约20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教员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承认为留平教授，凡有4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逝，只剩了我一个人，算是硕果仅存了。
朱逖先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因为他向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这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记得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时候，总还是学生模样，不会留须，恐怕是在民国初年以后吧。在元年(1912)的夏天，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当课长，我因家事不及去，后来又改任省视学，这我也只当了一个月，就因患疟疾回家来了。那时见面的印象有点模糊记不清了，但总之似乎还没有那英雄似的大胡子，及民六(1917)在北京相见，却完全改观了。这却令人记起英国爱德华理亚(Edward Lear)所作的《荒唐书》里的第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巢了!”
这样的过了将近20年，大家都已看惯了。但大约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以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时的逖先在我这里恰好留有一个照片，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园所照，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这时便是许季、沈兼士、朱逖先、沈士远、钱玄同、马幼渔和我，一共是七个人，这里边的朱逖先就是光下巴的。逖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可是他对于我却是特别关照。民国元年是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的，随后又在北京问我愿不愿来北大教英文，见於鲁迅日记;他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虽然最后民国六年(1917)的一次是不是他的发起，日记上没有记载，说不清楚了。
钱玄同民国二十八年1月1日上午，我被刺客所袭击，左腹中一枪，而奇迹般地并未受伤，这案虽未破获，却知道是日本军部的主使，确无疑问，这事到讲到的时候再说。玄同本来是血压主，且有点神经过敏，因此受刺激以致发病;还有凑巧的一件事，他向来并不相信命运，恰于一年前偶然在旧书里发现有一张批好的“八字”。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大约总还是好多年前叫人批了好玩的吧，他自己也已忘记了，在这上边批到52岁便止，而他那时候正是52岁，因为他是清光绪丁亥(1887)年生的，虽然他并不迷信，可是这可能在他心理上造成一个黑暗。
玄同于1 月17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32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倪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定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
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来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恢谐地称为“帖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长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
蔡孑民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原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孑民的短文，里边说道：“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如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直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恼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1934年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值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织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20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胡适之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1921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了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5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2元一千字，虽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4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10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到的最高的价了。
1938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让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4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100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胡适)远在英国，远远地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藏晖先生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知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1938，8，4。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他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薄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倡，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廿七年九月廿一日，体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休，邮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计，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藏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了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400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用这钱买得一块坟地，在西效的板井村，只有2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360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