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朋友，大略知道我的经历，一次闲谈中说，他要有我这样的经历就好了。我听了正色言道，还是没有的好。凡事都得有个度，苦难更是这样。可怕处在于，苦难的度，是不可预知的。可以预知后果的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
该是怎样的一个度呢，年轻朋友问。想了想，我说：止于诗。就是说，如果这个苦难，还有些诗意，能引发你的诗兴，就是在度内;若是没有诗意，引发不起你的诗兴，怕就在度外了。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别的。
看他一脸的疑惑，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
文化革命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有一种叫“办学习班”。我就让办过一次。那是1970年春节后的事。当时山西大学“战备疏散”到昔阳县，就是大寨所在那个县。我们历史系的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一天晚上，已睡下了，突然来了几个人，有工宣队的师傅，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老师，还有班上的头目，叫开我和几个同学住的民房，一进来就让我穿衣起来，交出“反动日记”。
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一本一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只好乖乖地拖出床下的箱子。经清点，共十三本，全部拿走。走之前郑重宣布，明天起，办学习班。
重新躺下。我很害怕。这叫抄家，办学习班的第一步，搜集证据。当时全国都在“一打三反”。打者，打击反革命分子也。全校已开过几次斗争全，揪出好几个反动分子，或者说是反革命分子，有老师，也有学生。
偏偏这天晚上，我又做了件蠢事。抄家的人走后，我又悄悄起来，将没有抄走的几页日记塞进身边的火炉里。刚要用铁杵捅火，那边炕上一个同学，大喝一声：“你要干什么!”他扑过来从炉口里抢走那几页日记，然后拿着赃物找工宣队去了。回来后气哼哼地说：“明天再说!”
我再也睡不着了。明天肯定要开批判会。办完学习班，说不定会开除学籍。五年大学，不到一学期就毕业了，回去怎么见父母，见亲戚朋友?一面哆哆嗦嗦的害怕，一面又觉得有点可笑，古代那些志士仁人们，被捕受刑之际，不会也是我这么怯懦吧。
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闪过两句诗：“既将此身许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身边的窗台上就有毛笔，真想将它写在土墙上。当然是不会写的。
第二天早饭后，果然开了批判会。大概是没有合适的地方，说办班，仍让我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办班的人也都是同学，不过平日革命些。
班(年级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此外就是劳动了，不是去煤窑给灶上拉煤，就是去井台给灶上挑水。不办班时，也做这些活儿，只是现在更多了。直到四月中旬，才宣布解脱。
这期间，我一直没有理发，谁再劝也不理。我曾对一位要好的同学说，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志士仁人们都是这么做的。解脱后的那天下午，那位要好的同学陪我去昔阳理了发，理发之前我们还合影留念。后来我还在校部所在地的下思乐村工作过一时间，主要是写材料，直到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我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不一定要写诗，吟咏他人的诗篇，也同样可以测定苦难的程度。我在汾西县待了十五年，有七八年都是乡村中学教书。今年是这个村子，明年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村子。最困难的时候，常吟咏的是蒋光慈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几句：毁谤啊，飘零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上帝对于天才的敬礼!
非是说我认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在那漫长的磨难中，只有这样的句子，才能激起你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种经验不全是得自个人，许多前辈文人也是这样的。郁达夫的诗，我很喜爱。以我的理解，他最好的诗句，都是写在人生最艰难的时际。我最喜爱的有这样两句：正气长歌重读过，我比前贤路已宽。
我们平日说，能有文天祥那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志就够豪迈的了，而苦难中的郁达夫却觉得，他比文天祥取义成仁的路还要宽广些。
自己作作诗，吟吟前贤的诗，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苦难时期。能作诗，能吟诗，可见这苦难还没有到抵抗不过去的程度。到了诗也作不得、吟不得的时际，怕就没辙了。
幸喜我此生没有遇过这样的危厄，这又不能感谢造化的怜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