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编辑。期间接触和受教于一些校内外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头的中青年学者也有年过八旬的老专家。他们学行风范各异，但都温润博雅，又极为“可爱”。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权威”或“先生”，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亲切的人。我和他们年龄、学识都相差得太多，但机缘运会，在我向学之初就遇到了这些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入社会，领进学术殿堂。我尊他们为先生，恭敬地执弟子之礼。他们都是有着生动故事和不凡经历的大德先生。
那时候，常听他们讲课、说话。他们讲课、说话也许并不生动，但却非常精彩。他们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也没有什么噱头，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们的话语能力极强，用词、用语都很简单，能把一件事情讲得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绝不故作高深。有些东西，听他们一说，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们才思敏捷，知识面极广且见解丰富。好些事情听他们讲过不只一遍，每回聆听，都觉得别有风致。我其实在乎的是说话的人，是谁在对我讲、对我说。树无九枝，人无十全，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们是可以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亲切、平常的东西，就像邻家大爷。他们的离去，让我很难过，我知道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和我讲话了。
这些美好的过去，这些过往的先生，不仅使我回忆和遐想，更让我品味与感悟，并倍加珍惜当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点儿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去经历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负此生一番际遇，和际遇中的那些先生。
黄永年：做学问重实证不讲空理论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交大迁西安，第二年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图书馆。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释》《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等。
一九八四年，我毕业留校。九月开学，负责行政的周炜老师带我去见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说要考考我，周老师就回办公楼了。我心里紧张，对古籍整理毫无概念，不知如何应考。先生靠在书桌前的藤圈椅内，歪着脑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觉在哪儿见过?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和学究。我端坐在门口的杌凳上，大脑快速运转，想回忆有关古籍整理的知识，可竟然浮现出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情报处长在江边摸大炮口，歪着脑袋坏笑的样子。他怎么长得和电影演员陈述那么像!大概见我神情诡异，黄先生用他那江阴普通话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中文系都开些什么课呀，读过哪些文史方面的书啊。这时我一下轻松了，七七八八地说了我都学了哪些课程，读过什么书。黄先生边听边问，当我津津乐道诗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他皱起了眉，大不以为然。随即，便讲了过去中文系或国文系是如何讲课，要学生老老实实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怎样诗史互证解决实际问题。哦，这我还知道一些，那时文史相通，没有严格的断代界线，陈寅恪、缪钺先生都是同时应聘国文历史两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历史系。聊了一会儿，大概看我脑子也还算清楚，也读过点儿闲书，知道些史实和掌故，先生便说：现在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以后我开的课你都要来听，就叫我黄先生吧。从此我便入了黄门，跟黄先生工作、读书八年，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多年来不敢稍事懈怠，最终虽未继续从事学业，但也未曾辜负先生教诲之情。
黄先生学识广博，治学贯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被公认为大家，其他诸如古典文学、碑刻学以及诗词、书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树。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适的话则是，“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黄先生自言没有“家学”，但“学有师承”。他的多位老师，吕思勉、顾颉刚，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黄先生是读其书而慕其人，对老师充满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写过不少与陈寅恪商榷或补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文章发表后把剪报寄给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唐筼代笔作复，还附赠了陈先生刚发表在《清华学报》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黄先生总说：跟老师，主要学的是治学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