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极其聪明，兴趣范围广，欣赏境界高，做学问往往用常见史料于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且有深入研究。黄先生早年研究过先秦史，熟读前四史，《左传》更熟到大体能背诵。但他另辟蹊径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点儿北齐、北周政治，一来避嫌怕人说剿袭老师，二来也避免重复。顾先生兼治历史地理、民俗学，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绘画史，而黄先生涉及书法、碑刻学，还有版本目录之学;哲嗣寿成师兄有黄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学问也尽量避开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晋南北朝，并继承了其父的碑刻学、目录学，也懂版本，现在是陕师大的历史教授、博导。
师母童教宁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师，童书业先生的大女儿。黄先生跟我讲，做了童先生的学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儿童教宁许配给黄先生。那时黄先生和师母还没见过面，因童先生说了就马上答应，但回答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便拉开抽屉翻来翻去，找出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师母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黄先生寄到常州给母亲看，黄先生的母亲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闺女没有儿子，对黄先生疼爱有加，一直当儿子看待。童师母后来一直住在陕师大，我去黄先生家时，总是太师母来开门。
黄先生培养学生，要求极严，对我也一样。一入师门就让准备两个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写读书札记，他要检查。第一年重点读《四库提要》，还要和其他经部、史部要籍的阅读同时进行。古人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但读《四库提要》不能代替读原典，这也是老辈学者共同的读书经验。邓广铭先生早就提出过治史的四把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顾廷龙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中称“不习目录”、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见到好书也会入“宝山空返”。那时的一些研究生被称为“九三学社”，即早上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先生便经常下午两点过了就去敲宿舍的门，把他们都叫起来读书了，他才到办公室工作。黄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献的，开有“史料学”课，很讲究文献的使用，写文章时哪些书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讲究。他常说，翻开一本书，只看注释的书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们写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气丢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学领域引入西方各种理论，以改变研究方法。黄先生不以为然，他重实证，也并非不重视理论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顾颉刚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来也教过马列主义。先生是要求结合实际，不管什么理论，都要有史料支撑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拿理论乱套历史事实。为此，他请顺访西安的美籍华人、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来讲西方史学理论，重点要强调国外也并未奉所谓“三论”为圭臬。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带汪先生去蓝旗营看辛德勇兄的藏书，聊起当年他来西安讲学，还提到黄先生让他讲美国史学界未用“三论”研究历史的往事。
黄先生喜欢与人聊天儿，聊到高兴处便问：“人都说我像演情报处长的陈述，怎么样?”歪着脑袋咧嘴笑着，“像吧。”那神气，极像天真的小孩儿!他所谓的聊天儿，是聊掌故逸闻，也品评人物、讨论问题及治学方法和选题。聊天儿便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是前辈学者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形式活泼，点化启智，无拘无束。据说当年黄侃就常带学生漫游，白天访古观今，晚上围坐喝酒聊天儿，酒喝完了，课也便上完了，学生回去睡觉，老师又接着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经。我同学宋林生的父亲是西北大学的宋汉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毕业于西南联大。带的学生如费秉勋、陈华昌、贾三强等，也是如此教学。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读各的书，各写各的文章。每学期来了谈假期的见闻和读书心得，先生加以点评，再布置些书回去读，写读书札记，有了心得来和先生汇报交流，先生则给予指导。黄先生常感叹现在的学生，达不到这种水平，这种教学方式也行不通了。
黄先生很严厉，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对的事，他看不惯一定要说、要骂!说黄先生骂人，包括陕师大一直流传的先生在教学楼关灯、关水龙头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经历过困难时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着长明灯、学生食堂门口的龙头长流水，那是一定要去关的，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老师和同学也是要训的。一九七七年国家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试用了一段儿就废止了，可学校发的文件中把副校长、副教授的“副”字还打印成“付”，办公楼里副校长门上挂的牌子仍写作“付校长”，黄先生多次找到校长办公室去批评教育他们，直到文件和门牌上不再出现废止了的简化字为止。他对研究生论文要求也很严格，往往指出不足、严厉批评，绝不敷衍。学生们都很紧张害怕，但他批评从严，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一般都放行过关，目的是帮助学生们提高。他总说：谁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都需要不断地提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