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沿着山脊上的公路前行，两旁皆是巨大的虚空。从岳家寨出来前往平顺县城有一段公路被称之为“天路”，陡峭、弯曲、狭窄、难以控制和驾驭，我一直暗自祈祷对面不要有来车。这是八百里太行的一段，隆起的山脊，高耸、雄浑、苍翠。公路两侧能够看到铺陈到远天的连绵群山，一道道逶迤的山梁，颜色由浓渐淡，如同由强变弱的乐曲，最远处似乎融化在天光里。在我所居住的云南，山不是这个样子。于坚写过一首《高山》的诗，描述过在云南观山时的感受：“一辈子也望不见地平线/要看得远就得向高处攀登/但在山峰你看见的仍旧是山峰/无数更高的山峰……”太行山不是那种相互遮蔽的山，彼此不比较、不排斥，它们群峰相连，步履一致。视野里朝两边横亘开去的叠叠山峦，你很难说得清究竟哪一道山峦的海拔更高。差不多，真正的山脊起伏并不大，数亿年前的造山运动力度均匀，山体缓慢抬升，没有哪一座山峰一骑绝尘。多年前，我曾坐在三亚附近的海边，看成群结队的海浪绵延而来，我总是想通过视觉，判断海浪的大小，直到海浪冲上沙滩，才发现自己先前的判断很多时候并不准确。我乘车穿行“天路”的时候是上午，天空蔚蓝，空气通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太行山看上去就像凝固的海浪，只是这浪涛更雄浑，更澎湃，气势更为磅礴。
这一带古称“上党”，是长治的旧称。但我喜欢上党这个名字远甚于今天的长治。在我看来，寄望于这块土地“长治久安”固然用心良苦，但背后一定有难以言说的疼痛往昔。就像我的故乡，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的土司政权实行改土归流，铁血的征伐过后，无数历史久远的地名被更改、遮蔽，朝庭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比如姚安、顺宁、宣威、彝良、永善、武定、禄劝……每一个地名后面，我似乎都能够听到金戈铁马的回响。而上党这个地名朴素、大气，没有王朝的寄望，却让人回味无穷。东汉的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中称：“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而旧府志的解释是“据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
这种依形貌或地理特征的取名方式，古代中国曾比比皆是。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实在是太多了。将大地上的某个标志性的高山、大河或者湖泊作为标识，确定取名的坐标，一看到这些地名，你几乎就能够在空阔的大地上猜测到它的方位。也许，这些地名所涵盖的土地是广袤的，光靠武力并不能彻底安抚，因此让这些名字“道法自然”。地名，本身就应该所指明确，易识，一目了然。双柏、临沧、凉山、吕梁、牡丹江、汉中……甚至北京、南京这些地名都很客观，拒绝转喻。上党就是这样一个拒绝转喻的地名。苏轼说，“上党从来天下脊”，这句话把太行山最为高耸的一段描述得具体而清晰。而“长治”这个地名，固然充满了祝愿，却似乎可以安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由上党而长治，一块土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原本，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本身没有问题，那些充满隐喻、寄望以及良苦用心的地名也没有什么过错，但一个地名如果取得不得要领，让人不知其来路，那样的地名就只剩下抽象的音节。比如拖布卡，比如阿拉善。前者是彝语“森林环抱的村庄”，后者是蒙语“五彩斑斓之地”。在彝语和蒙语中，这两个地名表述清晰，但是当我们将它们的发音用汉字固定，其意立即让人一头雾水。我要说的是，如果在人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忽略与自然的默契，丧失了感知、互动与肌肤相亲，文化就极可能成为我们与自然之间的一道藩篱。多年前发生在印尼的大海啸，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感知到了灾难的来临，只有我们人类懵懂无知。事实上，大自然传递信息时并非厚此薄彼，只是其中的一些信息被我们人为地屏蔽。我们总是选择性地接收信息，听喜欢听的话，排斥与我们认知相背的观点，时间一长，我们与自然就有了深深的隔阂，对真相也就会有误判和曲解，身处错误的泥淖还以为真理在握。我相信古代的人不是这样，他们顺其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他们读过的纸质书未必有今天的人多，掌握的知识也未必比今天的人广博和丰富，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却让今天的人难望其项背。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然界中哪有那么大的鱼和鸟?读到这段文字，你不觉得庄子是相对论的鼻祖，在哲学层面完全可以和爱因斯坦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