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1月4日，杭州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当晚克复杭州，11月5日杭州全城光复。
浙江属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光复会在这里展开了活跃的活动。浙江有三个重要的革命秘密地点：绍兴的大通学堂、嘉兴的温台处会馆、杭州的白云庵。西湖白云庵，位于南屏山之阳，雷峰塔之西，南宋时称为慈庵。虽名为庵，极少佛事。这座在抗战时期遭日军焚毁的白云庵，辛亥革命前夕，正是浙江革命的联络点，属于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之地。这里的绍兴籍老僧智亮及徒弟意周，同情革命，明禅而达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马宗汉、陈伯平、魏兰、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多集于此，密商光复大计。
1912年12月8日，应浙江各界之邀，孙中山自上海赴杭州，专程前来考察，在杭州前后共有5天。其中在12月11日，孙中山特地乘船到白云庵，看望了智亮和意周，并一起合影留念，题写了“明禅达义”的匾额。
此时的孙中山，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半年余，他“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专心于经济建设，致力于铁路事业，俨然是位“铁道部长”。他从1912年至1916年，曾4次来到浙江、来到杭州，阐述政治思想、指导经济建设，带来丰沛的思想，留下诸多深刻的教诲。他为白云庵所题写的“明禅达义”四字，既是对高僧大德的评价，也是一个言简意赅的教诲——“明禅”为本职要义，“达义”为大道理想。
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到杭第二天上午，即去凭吊了秋瑾墓，为鉴湖女侠题写了“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又撰挽秋瑾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752页)这是对巾帼英雄牺牲精神的褒扬。
擅长演说的孙中山，在杭州、在浙江其他地区先后发表各种演讲、讲话不下十次。12月9日，在参加浙江五十一团体的特别欢迎大会上，他发表了重要演说，该演说稿收入了《孙中山全集》，这是该次来杭所发表演说唯一收进《孙中山全集》的(详见第二卷第551页)。演讲主题，是阐述民生主义的四大纲：资本、土地、实业、教育。他说，“破坏容易，建设烦难。”他提出，“国为民有，应人人负担义务”。说到民生中的资本，他希望国民自谋生活，“免受富豪之挟制”;而土地则为“人生最要之事，无土地即无立足之所”;在实业中，铁路问题是孙中山先生最为看重的，要求“次第推广”……在这个阶段，孙中山认为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经达到，所以他特别强调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为了求得国家独立，民权主义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民生问题。实施民生主义，是实现中国改造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曾预言，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这个预言还真没有错，到了现在的21世纪，我们依然在为解决民生问题而努力。
民生为重，但没有好的体制制度的保障，就很难抵达民生主义的理想和理想的民生主义。换言之，如果民生民权不能保障，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保障政体政权。12月10日，在出席共和、民主两党浙江支部欢迎会时，孙中山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主旨是关于政党，演讲核心内容收进了《孙中山年谱长编》(见该书上册754页)。孙中山指出，“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弊端相同;他批评“今之政党，往往争夺政权，不知有在朝党，必有在野党”;他阐明“一旦舆论民心易其向背，则在野党进，而在朝党退”，这样才能“政治日进于文明”。他严辞抨击党德“扫地以尽”，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警语：“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迄今教益十分深刻。
民国初年，政权更替，党派林立。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派就有85个;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即达312个(见《中国国民党史》上册第154页)。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等纷纷成立。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一共5个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之后，对党务兴趣不大，而是钟情于铁路等民生问题;但他对政党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深透。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初始阶段的国民党做得并不太好。孙中山的演讲，批评不正常的“党争”，深刻指出“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这里的“党”应该是泛指的。“以党亡国”后来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身上得以应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大陆，只好去了台湾，而人民和历史都选择了共产党。再后来，“以党亡国”在苏联与东欧执政党身上有了完整的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苏东各国执政几十年的工人阶级政党，失去政权“哗啦啦如大厦倾”;而且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四分五裂。伴随着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并且解散，不仅“以党亡国”，而且“以党亡党”。专制独裁、特权腐败，是“党权一统”的惯性趋势，最终肌体被内部的蛀虫蛀空，堡垒从里头被攻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如是说。
“反腐要亡党，不反要亡国”，电影里的台词揭示了一个两难悖论。到了“反不胜反”的时候，政党权力已经陷入了困境。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换，权权交换，腐败丛生，民怨鼎沸。构建权力制衡体制，从根本上防住政党权力腐败，表明了“防”永远比“反”重要。识者有言：“权力制衡必须要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仅靠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1916年8月16日至26日，孙中山在4年之后应邀第三次来到杭州，在出席杭州陆军同胞社欢迎宴会上，他发表重要演说，清晰地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方法与路径，再次阐述他在十年前就提出的“五权分立”的构架。
所谓五权分立，“盖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加入弹劾、考试二种是已”(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46页)。这是个“3+2”模式，是为了“救三权鼎立之弊”。弹劾是监督制约制度，考试是选拔人才制度，为此，后来设立了监察院和考试院两个机构。而在现代民主国家，是“竞争上位”替代了“考试选拔”，对官员与权力的制约制衡功效更好。演讲中，孙中山对国人喜欢当官有一番深刻的剖析，他说，“吾国人最喜作官，不问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华人向以官为利薮，不知西人之业工商者，岁入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亦寻常之事。若作官虽位至总统，亦不过十余万而已。故若工商发达则求富，即不必为官，为官即不能致富。”孙先生显然没有想到，当今中国一个副市长都能贪腐上亿元，为官求富已至于疯狂。
孙中山莅临杭州，通过讲话演讲，带来诸多的教诲，近百年过去，迄今不曾过时。辛亥革命，乃是革命走在改革之前，而孙中山先生既是革命先行者，亦是革命之后的改革先行者。